時間與地理的記憶

就是最初的記憶故鄉的記憶鄉村的記憶小鎮的記憶

——讀程遠隨筆集《小鎮流年》

 

作者：高星

 

一條公路將村子劈成兩半，一半是房頂呈弧形的民房，一半是田地，種著高粱、玉米、大豆、花生等。田地十分廣闊，直抵遠處的山崗。山崗栽滿梨樹，如果是春天，梨花盛開的時節，放眼望去如大片潔白的云團掛在那里，一動不動，煞是好看。其實，那山并不高聳，說是土梁也不為過。

 

程遠在開篇《父親在天上》，就用電影畫面展開了記憶場景的帷幕。語言的代入感及切分的尺寸非常強烈。

在北京見過程遠多次，外鄉人氣質濃厚，總有一種謙卑，也許是他個子不高的緣故。也見過他一些與北京相關的紀實隨筆，沒有靈機生動的印象。感覺是受阿堅、張弛、狗子等他喜歡的北京文人的壓抑所致，其實他距離上面那些人，從做人到文風到喝酒的距離，就像他家鄉樹基溝到北京的距離，既遙遠，又若即若離。

在這本書里，我看見了程遠文筆的自信和真切。

不是說程遠到了可以回憶，或者是習慣回憶的年齡。我在想，一個人對時間與地理的記憶，為什么就是對最初的、故鄉的、鄉村的、小鎮的記憶？似乎越是原生態的，越記述生動、準確。就像人類是從農業社會開始的，人是從童年開始的。只有本能才是真切的，抒情的。文學的意義就是這些。

晚年，奧古斯丁曾大聲的疾呼：

 

這些日子沒有真正的存在；它們尚未到來，幾乎就已消逝；即便到來，也不能持續；它們，互相進逼，互相追逐，身不由己。過去的東西，不能再次召回；期待的東西將要再次流逝；因為尚未到來，也就無所謂擁有；即便到來，也不能保留。因此，圣詩的作者問：“我還有多少日子”？

 

以前我們是幻想，是規劃，現在是回憶。但回憶的初始總是不成功的那個幼稚的年代，我們不關心“我還有多少日子”？我們千百次地問：“我從哪里來”？程遠的家鄉樹基溝這個地名，在程遠看來，至今都沒有搞清楚其含義，這種荒誕，甚至恐怖，否定了時間的存在，個體無助。草木一秋，就是程遠家鄉的草，祖墳上的那棵蒿草。河水繞過的小山，荒廢的礦山機械，合作社的柜臺，塵土和陽光像刀子一般，刻骨銘心。美國學者布魯姆在《記憶縈回》一書中說：

 

奧古斯丁開創了追憶似水年華的先河。他追求的是記憶中的事實，但他充分意識到，回憶性的自我總是打斷了過去。奧古斯丁認為記憶形同迷宮。他提到記憶，就如一個沒有明確地點之地。他提出了三種極難區分的時間：過去事物的現在、現在事物的現在和將來事物的現在。對于文學傳統來說，最重要的是奧古斯丁所謂的精神啟迪的時刻，正如他說，這一時刻在“驚鴻一瞥”間到來。

 

我前幾天為單位一位同事編輯的隨筆集也是寫山西陽泉的鄉村及家人的回憶，有些細節就是電影導演也不可能想象的安排，比如父親身上殘留的稻草不是來自本地的莊稼。

我退休以后，在北京懷柔鄉下租了一個農民院居住，我說下雪了，雪落在我的院子里，是我的私有財產；中午了，不知吃什么好，見到院里的菜地有野生的莧菜，拔幾棵炒了，粉色的湯有著愛情一般的食欲；蚊子咬的我渾身是包，拍蚊子是我在鄉下的一個動作與時間的流逝。

 

上墳的日子，他自己也常到母親的墳地，悶坐半天。父親沒有什么娛樂愛好，也不愿到鄰居家串門，更不會去離退休人員活動室。打撲克，下象棋，搓麻將，哪怕是和老同志嘮嘮嗑呢，但他從來不去。父親只會玩兒一種最簡單的紙牌游戲，但也要到過年的時候，給家里人湊個手。

有那么一段時間，經人介紹，父親和一個老太太過在了一起。我見過一次，但我并不清楚對方姓甚名誰，只知道不是礦上職工家屬，而是附近的農村戶——這有什么關系呢，只要身體健康，兩人性格合得來，或者干脆說對我爸好點兒，能洗衣做飯，收拾一下屋子，彼此說說話，安度晚年就是我們作為兒子的最大心愿!

 

這是我們這個年齡人的經驗，生活太普通了，幾乎可以心領神會。程遠和盤托出，就像微信里的菜品照片。

我前幾天，和詩人盧文悅談，他每年都可以寫幾千行詩，各種意象，各種轉折，語言變著花樣，在他的筆下，一點沒有生澀——我的詩幾乎來自生活或者書本經驗，完全是不自覺的寫作。

昨天看趙川導演的話劇《家園》我發現有些臺詞的細節，成為這臺抽象話劇的敘述性，我問趙川，是否是本色演出。他告訴我，那都是演員自己的故事，臺詞也是自己的，他們講自己的父母或子女，甚至播放自己家人的照片。親切是共通的元素，共鳴是同一條淚腺。

 

盡管母親服前伺后，溫酒炒菜，但稍有不順，父親則張口就罵，舉手就打。母親只好忍氣吞聲，或是哭著跑出家門，我和弟弟緊緊追隨。母親說，媽不會死，你和弟弟還沒有長大呢。我不相信，就掰她的手，看她是否攥了紅礬。

 

這是他寫母親的片段，程遠這個細節不可替代。“紅礬”，我不知道是什么，但非常真切地知道該是毒藥。我前幾年和夫人回到山東即墨鄉下，她有兩個親戚是吃耗子藥自殺的，都是婚戀的悲劇。人物可憐的、小的就像耗子一樣，在黑暗中匍匐。

這些不是語言的技巧，是自然的流露，贊佩的是程遠的記憶，那個“掰”字，是他當年心手相通的動作，我似乎聽見了“掰”的聲響。

程遠在這本書里，幾乎是羅列了詞語的目錄。每一個人的記憶都是一張獨特的詞語表。我去年出版的《鄉村造物者》，在介紹我們村子時，也采用了詞語的羅列，命名就是最原始的形態。程遠如此寫到他學校的“后山”：

 

現在，我已經記不清那天跟哥哥們去莫日紅山的情景了，也不知道是否尋找到可做菜墩的樹木。但那一定是個寒冷的早晨，我們急行軍一般，沿著學校后山的小路，很快就到了山頂，哥哥們抽煙歇息，我則氣喘吁吁地俯瞰山底：原來，這是一個比樹基溝更大的溝！不僅平坦寬闊深遠，而且村莊毗鄰，群山相擁，遠處裊娜的炊煙，揮手一般召喚我們。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走過學校后山，看到的山后風景。

 

童年的記憶視覺比例差誤很大，我小時爬香山，回來和院里的小朋友形容，用院里的楊樹比喻，“有一百棵楊樹高”。現在看來，香山并不高，樓房并不高，操場并不大，路途并不遠。

程遠看到的是外面的世界，是眼界。

 

隨著礦產資源的逐漸枯竭，樹基溝已由一個繁華的礦山小鎮變成一個街道一個村落了，大部分工人已經分流，我的父親也辦理了提前退休手續。北岔，曾經人來人往熱鬧紛繁的坑口，只剩幾趟空蕩的工房佇立在北山坡上，而它對面的火藥庫已是一片廢墟。后來，我仍去過幾次北岔，當然不是去給父親送飯，也不是偷偷地盼望著能遇見那個女同學了，而是去打柴。如前所述，北岔距我家較遠，不像南岔那么近，所以去北岔打柴一般都是把柴火先堆放在廢棄的工房里，攢夠一定數量后，再用帶車子拉回家來——這，也許就是我與北岔最后的一點兒聯系了。

 

在中國，小鎮的情調是最獨特的，特別是被現代化的颶風席卷之后的衰敗，成為詩意的旅游區。劉小東的錦州金城，賈樟柯的臨汾，徐志超的葫蘆島，阿堅的門頭溝廢村及三交，王勝華的綿陽三線及監獄等都是對此情有獨鐘的推波助瀾。

程遠的邊緣化，日常化，甚至悲劇化的生活，讀來一點沒有驚艷，對他的分享，就是對我們的安慰。他日后走入都市，走入航空雜志——高度決定視界——不過我愿意揶揄他說有點雞犬升天的意思，結交諸多同道，現在離職創辦鞍與筆文旅工作室，為東北文旅鼓與呼。塵埃落定，都是種種命運的標配。

 

讓我先數數，小鎮上一共有多少盞路燈，從溝里到溝外：小火車站一盞，104戶前面一盞，商店門前一盞，104戶和商店之間的廣場中央一盞，姚振華家門前一盞，付存家房后一盞，糧站門前一盞——大概就這些吧，當然，俱樂部院里也有一盞，老澡堂子和電鋸房前也有一盞，但都不在人行道上，不算也罷。

 

程遠記述的《路燈》，畫面感荒涼、貧瘠，夏夜的悠遠、冬夜的溫暖，全在不言之中。我在北京郊區的豐臺，大橋下的路燈有各種飛蟲，其中的金剛碩大無比。我現在住的懷柔新王峪村，路燈到點關閉，也是偏僻的特色。燈是為人服務的，不是美化的。

公共的是路燈，私密的是臺燈：

 

我不是一個功課好的學生，但卻深深地迷戀繪畫和書法，受三哥的影響，也十分喜愛文學。小鎮偏僻，沒有專業老師教，就只能自學，好在那時，三哥已經中學畢業到外地工作，每每回來，就會給我帶一些書刊。當夜幕降臨，勞累了一天的父母進入夢鄉的時候，我才能走進自己的一方天地：擰亮臺燈，看書，寫日記，貼剪報，抄名言警句，臨摹字畫。那時沒有畫夾，更沒有畫架，二哥就給我拼了個方木板，畫素描時，我把木板擔在地桌邊沿兒，沒有維納斯、大衛石膏像，就把梨、桃等瓜果擺放在桌面上，練習靜物寫生。也曾臨摹過《芥子園畫譜》和《徐悲鴻素描》，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外國人體素描書，里面有很多男女裸體畫。這樣的書，白天都要放進抽屜的底層，只有夜深人靜時才能拿出來看。

這樣的夜晚，就有了些神秘感。那盞閃著橘黃色光圈的臺燈也愈加顯得珍貴。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指路明燈。在那個時代，一般都來自自己的家，程遠來自哥哥，我來自父親和姐姐。阿堅家里一貧如洗，只有紅色的工人階級。他在工廠認識了陳嘉映的哥哥陳嘉曜，開始看書、聽音樂、聊哲學。不能想象，如果阿堅沒有認識陳嘉曜，做一個普通的工人，遺傳父親的造反精神，成為一個工頭，整天喝酒、泡茶，焊個鳥籠子，混日子。當然，陳嘉映也是受哥哥影響，就像北島影響了弟弟趙振先，阿堅影響了弟弟趙世民。

程遠為什么在一個偏僻鄉村一角，有美術書法寫作的萌動，中國的耕讀文化、鄉紳文化，塑造了這種追尋文化的傳統。

除了路燈臺燈，程遠還寫到了《燈籠》，他彷佛一直在尋找光明：

 

吾鄉早年，糊燈籠也是迎接春節必不可少的雜事之一。我之所以說是雜事，是相對于那些更為重要且繁復的活計而言，比如殺年豬，比如腌酸菜、蒸豆包、烙粘火勺，從準備到施行，不僅時間長，也需要更多的人手。但糊燈籠，一人足矣。

那時，很少有賣燈籠的，即使有，也是大大的圓圓的像天安門城樓掛的那種，除非廠礦機關單位能用上，普通百姓人家并不適合，況且還要花許多錢。自己糊，想要什么樣的不說隨心所欲吧，但圓形、方形、五角形，總會借著自己的想法做出一二，與寫春聯畫年畫一樣，收獲或多或少的成就感和快樂。

 

光明帶來上進，帶來快樂和幸福。程遠比我要小幾歲，但由于他生在偏僻之地，時間就拉長了。在他享受手工燈籠時，我在北京早已放禮花了。因此，他比北京的同齡人接觸傳統生活要多得多，成為可以回憶的資本。他窮，卻是記憶的資本家。

經驗成為寫作，體驗成為人生。有些百歲老人可能只是單調的一個人時間，程遠在平凡中活出了好幾條生命。

 

侯剛是我小學同班同學，初中也在一起待過幾次。為什么是幾次？因為總分班，快班慢班甲班乙班什么的，正應了那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老話。初中畢業那年，我響應學校號召，加入復讀大軍，侯剛則參加了礦山井下鑿巖工的招工考試，錄取后，成為一個讓人羨慕的領工資的人。后來，侯剛回學校玩兒，對我們這些降級泡子說，鑿巖工也不是誰都能考上的，沒有點兒真才實學也不行。

 

程遠也寫到了好幾位小學同學，可惜都是男同學。從這點說，他是樸素的，阿堅肯定會譏諷他幾句。

 

現在想來，我第一次去清原縣城，是讀初一的時候。暑假期間，我陪母親去縣城彈棉花——就是將家里的舊被褥、舊棉衣棉褲拆下來，把里面的棉花拿到棉花鋪重新加工。母親讓我跟著去，除了可以幫她背那個大大的包袱外，也因為我沒有去過縣城，現在正好有時間。

這真是個美差。

我們把舊棉花送到棉花鋪，要幾天后才能取，母親說，她去我姨的二女兒家，等棉花彈好她再回。我呢，先回。因為距開車的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我就去了縣城里唯一的新華書店。記得那時的書店在火車站前不遠的正街上，一趟平房或樓房的一層，不大，書也不是很多，可在我當時的眼里卻感到琳瑯滿目，豐富多彩。遺憾的是想買的書太多，兜兒里的錢太少。我只好選了一本《徐悲鴻素描》、一本《泰戈爾詩選》，加在一起五塊多錢。現在，這兩本書都已經找不到了。

出書店，去火車站的路上，我突然想到，母親留給我的車票錢所剩無幾了。怎么辦？只有逃票了。好在那時的火車站檢票口不是很嚴。上車后，見列車員查票，就連竄了幾節車廂。最終蒙混過關。

 

喜歡書，是每一個追求文學的少年的習慣，或說是天性。對于沒錢買書的尷尬，我到參加工作后都有。我還記得王府井新華書店一位漂亮的女售貨員借錢給我買《追憶似水年華》的場景，如果她還在，應該快70歲了。喚起讀者回憶，就是程遠寫作的意義。共鳴就是時間的不朽。

作家詩人是自己人生記憶的終結者。但丁有《神曲》，歌德有《浮士德》，北島有《歧路行》，阿堅有《美人冊》。同樣，程遠有權利書寫自己的《小鎮流年》。

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之《重現的時光》中，如此說到腦海中破譯真理的文字：

 

因為，由智慧直接地從充滿光照的世界留有空隙地攫住的真理不如生活借助某個印象迫使我們獲得的真理更深刻和必要，這個印象是物質的，因為它通過我們的感官進入我們心中，然而我們卻能從中釋放出精神。

 

程遠今后的路還很遠，但對于我們依然陌生，他的文字讓我們彼此呼應、照亮。

 

作者簡介：高星，詩人，專欄作家。出版圖文書《中國鄉土手工藝》《京華名人蹤跡錄》《向著西北走》《向著東南飛》《香格里拉文化地圖》《執命向西》《百年百壺》《神曲版本收藏》,隨筆集《屈原的香草與但丁的玫瑰》《鏡與書》《夸夸其談》,詩集《詞語詩說》《壺言亂語》《轉山》《療傷》等。現居北京。

 

程遠簡介：自由寫作者，2020年創辦鞍與筆文旅工作室。20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后中斷十年。作品散見于《作家》《天津文學》《山西文學》《鴨綠江》《草原》《西湖》《野草》等。著有非虛構文本《向著災區走——5.12汶川大地震日記》，執編散文隨筆集《活著，走著想著》獲遼寧省出版集團首屆最美圖書獎。現居沈陽。

隨筆集《小鎮流年》，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北岳文藝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定價：58元。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