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研究系列06

——《詩經》歷史的、語詞的、文學的闡釋方法

 

文/董元奔（江蘇省）

 

《詩經》（《詩》）中的作品創作于西周初年到春秋后期。 

在周禮文化的推動下，春秋時期的政治人物經常在政治特別是外交活動中使用《詩》，《詩》的傳播渠道是暢通的，當然，在奴隸制下，包括《詩》在內的文化傳播只限于上層社會。奴隸主貴族自幼就接受了系統教育，加之《詩》是他們的時代作品，他們理解《詩》是不成問題的。 

到了戰國時期，周禮崩潰，儒家又相對衰落，《詩》在上層社會失寵，傳播受阻，《詩》逐漸變得高冷起來。秦統一天下后又搞了一次“焚書坑儒”運動，《詩》遂絕跡。

西漢初期開始恢復禮儀，隱匿民間已久的《詩》重新面市，但是這時候的《詩》相對于西漢人來說已經是古典文學了，于是，對《詩》的闡釋成為儒家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詩》就這樣成為了“經”。 

由于儒士對《詩經》的理解以及闡釋的側重點不同，《詩經》的闡釋在西漢前期即形成了魯、齊、韓、毛四家。此后直到近代，學界對《詩經》的爭論和闡釋從未中斷，東漢鄭玄、魏晉時期的杜預、宋代朱熹和王應麟、清代的方玉潤和王先謙等都是《詩經》闡釋領域的大家。

在長期的《詩經》闡釋活動中，儒士們由早先五花八門的闡釋側重點逐漸集中到三個方面，或者說《詩經》逐漸形成三種闡釋方法，即歷史闡釋法、語詞闡釋法、文學闡釋法。

 

一、對《詩經》的歷史闡釋

 

《詩經》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開端，它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不同地區的方方面面的社會生活，許多作品有其創作的特定的歷史背景，搞清楚《詩經》作品的歷史背景是理解《詩經》作品的關鍵，因此，歷史闡釋是闡釋《詩經》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是，除了《尚書》、《春秋》系列等史書，周朝特別是西周流傳下來的歷史資料本來就不多，判斷《詩經》中的某一篇與某個歷史事件有關聯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因此，歷代學者對《詩經》作品的寫作背景總是爭論不休，而對《詩經》作品寫作背景事件的不同認定，直接影響了作品的主題思想，影響了作品的價值觀取向。 

比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詩序》認為它是一篇“美后妃之德”的作品。《毛詩序》認為，西周前期是一個大治的時代，大治不僅是周王行開明政治的結果，也與王妃的美德有關。那么，這三節詩就分別贊美了周王妃子的品德象桃花一樣美好，象桃子一樣碩實，象桃葉一樣豐茂。如果按照《毛詩序》的觀點來確定這首詩的歷史背景，那么，這首詩就是西周朝廷的某個大臣寫的，詩屬于宮廷應制作品，其思想價值自然是不高的。

清代詩歌評論家方玉潤認為，西周時期的社會風俗活潑而豐富，像結婚這樣的大喜事，婚禮的每個環節都會有令人開心的歌舞活動，所以這首詩是房中樂，詩以調侃的口氣，夸贊新娘子的臉龐象桃花一樣好看，身體象桃子一樣豐滿，頭發象桃葉一樣秀茂。既然如此，方玉潤進一步認為，這首詩類似于后世的催妝詞。如果按方玉潤的觀點確定這首詩的歷史背景，那么，這首詩就是民間文人寫的，反映的是民俗，詩的思想價值也就相對高起來了。

方玉潤對這首詩歷史背景的闡釋比《毛詩序》更能為今天的人們所接受，但是，我覺得方玉潤還沒有把這首詩的歷史背景闡釋得透徹。這首詩歸入“周南”，周南是周召分陜而治時周公所負責治理的周朝東半部的南方，就是說，這首詩反映的不僅是方玉潤所謂的民間生活，而且是周南地區的民間生活。三節詩中出現的桃花、桃子、桃葉確實也如方玉潤所說的是用來描繪民間新嫁娘的，是房中樂或催妝詞，但是，我們仔細揣摩桃花、桃子、桃葉內涵的關聯性，結合西周時期尚存的生殖崇拜思想，我們就會意識到，碩大的桃子是用來描述乳房的，強調女子的哺育能力，而茂盛的桃葉自然也就是祝福女子多子了。按照這樣的歷史背景理解這首詩，這首催妝詩就是通過桃樹的生長軌跡來描述待嫁的女子從少女到新娘子，再到婦人的角色轉化過程。

 

二、對《詩經》的語詞闡釋

 

同為散文作品，《史記》的語言較《尚書》、《論語》等先秦典籍通俗得多，這是因為《史記》的寫作年代距離我們更近，難怪韓愈說《尚書》的語言“詰屈聱牙”。而《詩經》作為詩歌作品，它更注重語詞的挑選和語言的錘煉，后人更會覺得難懂了。因此，對語詞的闡釋也就成為歷代學者闡釋《詩經》的一種手段。 

對《詩經》語詞的闡釋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語詞的字面意義進行解釋；二是對語詞的諸多義項進行取舍。

先說對《詩經》語詞字面意義的解釋。

人類的社會生活是發展變化著的，有的社會現象會消失，更多的社會現象在不斷產生，詞匯自然也會隨著人類社會生活的變化而變化著，同一個詞匯，今天的涵義往往不同于過去。因此，闡釋《詩經》，就要搞清楚《詩經》創作時代的語詞的涵義。但是，由于時間相隔得太長，有的《詩經》語詞的涵義無法準確認定，于是，后世解釋《詩經》的學者就會產生爭論。 

比如《邶風》中的第一首詩《柏舟》中有這么一句：“威儀棣棣，不可巺也。”對于“棣棣”一詞的涵義，《禮·孔子閑居》把這句詩改為“威儀逮逮，不可巺也”，“棣棣”就是“逮逮”，逮是及、達到的意思，那么這句詩的意思就是：威儀達到一定程度，人就不會對別人退讓了。清代王念孫《廣雅疏證》認為“棣棣”是“翼翼”，即安和貌，那么這句詩的意思就是：威儀能夠雍容嫻雅，人就不會對別人退讓了。子思《中庸》在解釋“威儀棣棣”時說：“優優大哉，儀禮三百，威儀三千。”東漢許慎《說文》說：“優，饒也。”饒即盛，這句詩的意思就是：威儀盛大的人是不會對別人退讓的。 

再說對《詩經》語詞諸多義項的取舍。 

詞匯最初出現的時候，其義項往往是單一的，在對詞匯的長期使用中，后人常常會通過引申、比喻等手段，用一個詞匯描述與該詞匯義項相近或相關的事物或現象，于是，詞匯的義項就會多起來。解釋《詩經》，我們常常會遇到多義語詞，見仁見智，選擇不同的義項關乎歷代學者對《詩經》作品的理解。

比如《周南·螽斯》，螽斯（蝗蟲）是全詩的主導性意象。詩共三節，意義相似，第一節寫道：“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蝗蟲繁殖能力強，它有多子的比喻義，于是《毛詩序》說這首詩祝頌周王的“后妃子孫眾多”。蝗蟲之所以繁殖快，是因為多只雌蝗蟲共用一只雄蝗蟲，雌蝗蟲之間不會爭斗，于是蝗蟲便有和睦、不妒忌的比喻義，所以《韓詩》認為這首詩的主題是贊美周王的“后妃不妒忌”。其實，從當代中國人主流的世界觀出發，我覺得，蝗蟲是專吃農作物的害蟲，有不勞而獲剝削勞動人民的統治者的比喻義，那么這首詩的主題就又變了。

 

三、對《詩經》的文學闡釋

 

文學作品的特點很多，但是再多的特點也只是分為兩大方面：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 

從西周到春秋時期，人們把《詩》作為日常交往中用禮的手段，作品的思想主題當然會被人們關注。戰國中期以后，文學創作活動越來越有自覺性，人們常常效法《詩經》進行詩歌創作，便又關注《詩經》的藝術手法。西漢初期，風、雅、頌、賦、比、興等所謂“六義”成為《毛詩序》關于《詩經》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的經典分類法。 

在“六義”理論的提示下，后世學者常常從思想內容特點和藝術形式特點方面闡釋《詩經》。但由于“六義”只是對《詩經》作品特點的籠統界定，不同學者用“六義”解釋《詩經》，有時候會有不同結果。 

孔子編修《詩》時，已按內容的不同把全部作品分為風、雅、頌三個方面。風是不同地區的民歌，雅是周人所謂的“正聲”即朝廷之音，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孔子的內容分類使后世學者在解釋《詩經》的思想內容特點時少走了彎路，但是，這樣的分類不夠詳細，《詩經》中還是有些作品的思想內容無法被準確界定。 

比如《周頌·清廟》是祭祀周人祖先的，但它到底是專門祭祀文王還是祭祀周人全部祖先的，歷代學者有分歧。分歧的產生源于人們對“清”的不同理解。鄭玄《鄭箋》認為“清”字的意思是“天德清明”，“清廟”是指“有清明之德者之宮”，鄭玄認為周文王是這樣的君主，《清廟》便是祭祀文王的。清代姚際恒《詩經通論》認為周武王也有清明的德行，詩應該是祭祀文武二王的。杜預《春秋經傳集解》認為“清”是“肅然清凈”，指廟的環境，那么，該詩就是祭祀全部周人祖先的。 

相較于風、雅、頌的內容分類，藝術形式方面的賦、比、興分類不僅更加不清晰，而且歷代學者甚至對“賦”、“比”、“興”這三個詞語的解釋都有爭論。比如：南宋朱熹認為賦是“敷陳其事”，比是“以彼物比此物”，興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同是南宋的胡寅認為賦是“敘物以言情”，比是“索物以托情”，興是“觸物以起情”。固然后人多采用朱熹的觀點闡釋《詩經》，但即便如此，《詩經》作品還是有許多地方在藝術特點上難以清晰的用賦、比、興去分辨。 

比如《鄘風·相鼠》第一節：“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詩用老鼠起興，以引起所要諷刺的歹人，但是歹人確實也像老鼠一樣令人討厭，于是興和比糾纏到了一起。再如長詩《衛風·氓》以全部的四言句式所創造出來的急迫語調，敘述了女主人公與“氓”從戀愛、結婚，到被虐待和遺棄的過程，通篇都是賦，但是詩中又出現以比喻女子前后容貌特點的“桑之未落”、“桑之落矣”的句子起興的現象，比和興結合在一起成為賦的手法了。

 

《詩經》是薄薄的一本書，歷代闡釋《詩經》的著作卻汗牛充棟，《詩經》闡釋成為一種專門的學科或學問。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激烈爭論的《詩經》闡釋活動中，學界逐漸形成三種闡釋方法：歷史闡釋法、語詞闡釋法和文學闡釋法。在這三種方法的綜合使用下，《詩經》所要傳達給我們的信息越來越豐富。同時，人們還把《詩經》闡釋方法用來闡釋其他一些古代典籍，歷史的、語詞的、文學的《詩經》闡釋法越來越具有廣泛的應用性。

 

【作者簡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蘇宿遷，原高等教育工作者，2012年開始結廬鬧市從事傳統文化獨立研究和寫作，學業主攻唐宋文學，兼涉文史哲諸領域。已在各類媒體發表文史哲學術論文、文史隨筆、詩歌五六百萬字，其中文史哲論文近300篇。有論文獲人民日報出版社專題征文一等獎、中華詩詞學會梅堯臣詩學獎、今日頭條57篇次青云獎等。近年常應邀參加由重點高校或高等級學術機構主辦的文史哲類學術研討會，論文入選《山東師范大學李清照暨第37屆古典詩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華詩詞學會宋詩宣城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水利學會和河海大學第三屆長三角水利文化學術會議論文集》《福州大學“中華詩詞文化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教育報刊社現代教育理論與實踐指導全書（論文匯編）》等。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