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文學：民族精神的烽火史詩

 

袁竹

 

引言：抗戰文學的歷史坐標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20 世紀 30 至 40 年代的抗日戰爭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歲月。這場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和社會面貌，也在文學領域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浪潮，催生了獨具時代特色的抗戰文學。抗戰文學，作為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座巍峨豐碑，承載著中華民族在戰火中不屈的靈魂，銘刻著那段血與淚交織的歷史記憶。它不僅是文學創作的高峰，更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和抗戰歷史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

 

從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展脈絡來看，抗戰文學是 “五四” 新文化運動精神的延續與升華。“五四” 新文化運動倡導民主、科學，追求思想解放和文學革新，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抗戰文學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繼承了 “五四” 文學的批判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將文學的筆觸深入到戰爭的各個層面，展現了戰爭對人性的考驗、對社會的沖擊以及對民族精神的重塑。它打破了以往文學題材和風格的局限，以更加貼近現實、貼近民眾的姿態，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在戰爭中的苦難與抗爭、犧牲與奉獻。抗戰文學的出現，使中國現代文學更加關注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增強了文學的社會功能和時代價值，成為中國近現代文學發展的重要轉折點。

 

在抗戰歷史的宏大敘事中，抗戰文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僅是對戰爭的簡單記錄，更是對戰爭的深刻反思和對民族精神的有力弘揚。抗戰文學通過詩歌、小說、戲劇、報告文學等多種文學形式，生動地展現了正面戰場的激烈廝殺、敵后戰場的艱苦卓絕以及大后方人民的堅韌不拔。它記錄了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臺兒莊戰役、百團大戰等重要戰役中的英勇表現，歌頌了抗日英雄們的愛國情懷和犧牲精神；它描繪了普通民眾在戰爭中的流離失所、家破人亡，以及他們為了生存和尊嚴而進行的頑強抗爭；它還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罪行和戰爭的殘酷本質，激發了全民族的愛國熱情和抗爭意志。抗戰文學以其獨特的藝術感染力和思想穿透力，成為鼓舞民族斗志、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武器，為抗戰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本文將從中華民族的心聲、無可估量的偉力、抗戰歷史的見證等多個維度，深入剖析抗戰文學的社會價值及其歷史意義。通過對大量抗戰文學作品的研讀和分析，挖掘其中蘊含的民族精神、愛國情懷和時代價值，展現抗戰文學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和抗戰歷史中的獨特魅力和重要地位。同時，探討抗戰文學對當代文學創作和民族精神傳承的啟示，以期為新時代文學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

 

一、時代悲歌與戰歌：抗戰文學的情感交響

 

（一）九一八事變后的悲憤序曲

在 20 世紀 30 年代初期，中國的天空被戰爭的陰云所籠罩，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早在 “九一八事變” 之前，留日歸國詩人穆木天便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察覺到了日本的經濟掠奪與勢力擴張。他的《奉天驛中》等詩篇，宛如一記記警鐘，在文壇率先敲響了抗日的警笛。這些詩作以濃郁的寫實色彩，生動地展現了日本勢力的囂張氣焰，以及東北大地在其壓迫下的經濟蕭條和人民的痛苦生活。詩中描繪的東北，工廠倒閉，農田荒蕪，百姓們在貧困與恐懼中掙扎，日本的經濟侵略如同一只無形的巨手，無情地撕扯著這片土地的生機 。穆木天以詩歌為武器，抒發了對侵略者的強烈憤慨和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憂慮，他的作品成為了那個時代最早的抗日救亡之聲，激勵著更多的人關注東北局勢，反抗日本的侵略。

 

1931 年 9 月 18 日，“九一八事變” 爆發，這一突如其來的災難，如同一顆重磅炸彈，震驚了整個中國。僅僅四個月零十八天，東北全境便迅速淪陷，這片廣袤的土地陷入了黑暗的深淵。緊接著，“一?二八” 淞滬事變爆發，偽滿洲國出籠，淞滬抗戰以《上海停戰協定》告終，長城抗戰也以《塘沽協定》結束戰事。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而當局卻一再退讓，這種屈辱的局面讓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感到無比的憤怒和痛心。

 

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文學成為了人們表達情感、宣泄憤怒的重要途徑。上海《民國日報》從 1931 年 9 月 23 日起，便積極投身于抗日宣傳的浪潮中，發表了大量表現與聲援東北抗日的作品。9 月 23 日刊出的蘇鳳的寓言《鎮靜》，以犀利的筆觸譏刺當局要求國民 “鎮靜” 的懦弱態度，揭示了當局在面對侵略時的軟弱無能，引發了讀者對當局政策的深刻反思。9 月 24 日發表的潘壽恒新詩《赴敵去》，則以激昂的語言控訴日軍的侵略暴行，呼吁國人奮起反抗：“誰個青年沒有血性，/ 誰個青年沒有沸般的熱情！/ 我們要奮臂奔赴疆場，/ 縱然死也須死得光明！”“四面洪洪地撞著警鐘，/ 快舉起武器向敵人進攻，/ 我們誓死不做亡國的奴隸，/ 甘為國家犧牲做赴敵的先鋒”！這些詩句如同一把把利劍，刺向侵略者的心臟，激發了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和戰斗意志，讓人們意識到，只有勇敢地拿起武器，才能捍衛國家的尊嚴和民族的獨立 。

 

稍后，《民國日報》還刊出了題為《戰歌》的多篇同題新詩，這些詩歌以豪邁的氣勢、激昂的節奏，表達了國人對日本侵略者的無比憤怒和堅決抵抗的決心。詩人們用文字描繪出戰爭的殘酷和侵略者的殘暴，同時也展現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精神風貌。《申報?青年園地》等報也紛紛刊出關于 “九一八事變” 的詩歌，一時間，詩歌成為了那個時代最有力的吶喊，抒發著國人面臨 “九一八事變” 時的驚愕、恐懼、屈辱、痛苦、憤慨和信念。

除了新詩，民間的舊體詩詞創作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數千年的詩歌傳統在國難當頭之際煥發出新的生機，盡管 “五四” 文學革命推動了新詩的發展，但民間吟詩賦詞的文化傳統從未中斷。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深厚的文化積淀如同一座巨大的寶藏，為人們提供了無盡的精神力量。民間無數的詩人以舊體詩詞為載體，表達對東北淪陷的憂憤與抗日旨趣。他們的作品或許沒有華麗的辭藻，但卻飽含著真摯的情感和堅定的信念，或痛斥侵略者的罪行，或抒發對祖國山河的熱愛，或表達對勝利的渴望。這些詩詞在民間廣泛流傳，成為了鼓舞人心、凝聚力量的重要武器，讓人們在苦難中看到了希望，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 。

 

“九一八” 作為文學的重要母題，此后反復出現在各種文學作品中，其文體豐富多樣，遍及小說、話劇、曲藝、雜文、散文等領域，尤以詩歌最為突出。據《1931—1945 年東北抗日文學大系》詩歌卷所收，僅 “紀念九一八” 新詩就有 40 余首，歌詞也有多首，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松花江上》。“九一八事變” 爆發后，張寒暉來到西安省立二中任教，并擔任民教館總務部部長。西安街頭東北軍和人民背井離鄉的哀怨神情，深深刺痛了他的心，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他以北方女人哭墳哀調為素材，作詞、譜曲，創作出了這首飽含深情的《松花江上》。“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 /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 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時候，/ 才能歡聚在一堂？！” 歌曲以深沉的旋律和鮮明的意象，唱出了背井離鄉的東北人痛徹肺腑的鄉愁悲情，喚起了千千萬萬同胞的共鳴。它如同一首時代的悲歌，傾訴著東北人民的苦難，也激發了全民族的抗日熱情，成為了經久不衰的經典之作 。

 

自 “九一八事變” 爆發起，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風起云涌，在正規軍主力撤出之后、東北抗日聯軍組建之前，義勇軍成為東北武裝抗日的主角，他們的英勇事跡成為了文學作品的重要題材。一時間，義勇軍成了戲劇、小說、詩歌、歌曲、曲藝、散文的熱門話題，尤其是義勇軍詩詞與歌曲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1931 年 9 月 27 日成立的錦州黑山縣高鵬振鎮北軍有《義勇軍誓詞歌》，用古曲滿江紅曲調，以豪邁的旋律表達了義勇軍將士的堅定信念和愛國情懷；1931 年 10 月 19 日，遼東成立的血盟救國軍，有孫銘武等人創作的《血盟救國軍歌》，歌曲中充滿了對侵略者的仇恨和對祖國的熱愛；東北大學中文系學生苗可秀等組織的東北學生軍，有劉永濟作《滿江紅?東北學生軍軍歌》，展現了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和戰斗精神 。還有李廣政所作《獻給義勇軍》，配有五線譜的胡敬熙作《義勇軍歌》，黎錦暉作詞曲（配有簡譜）的《義勇軍進行曲》等，這些作品從不同角度展現了義勇軍的英勇形象和愛國精神。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田漢作詞、聶耳譜曲的《風云兒女》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振奮人心的歌詞，成為了鼓舞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強勁動力，激勵著無數中華兒女為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不惜拋頭顱、灑熱血 。

 

（二）全民抗戰的激昂樂章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標志著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這一事件徹底點燃了中華民族的抗日怒火，全民抗戰的激昂樂章自此奏響。在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文學作為時代的記錄者和精神的引領者，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深刻地反映了民族精神在戰火中的錘煉與升華 。

 

全面抗戰打響之后，民氣大振，然而，戰爭的殘酷遠超想象。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濟南、廣州、武漢等重要城市相繼淪陷，大片國土被日軍踐踏，日軍對大后方城市進行無差別轟炸，對平民進行殘酷殺戮，人民背井離鄉，流離失所。面對這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景象，國人的心中充滿了恐懼、憤怒和焦灼。許多文學作品真實地描繪了戰爭的殘酷和人民的苦難，如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北京小羊圈胡同為背景，生動地展現了淪陷區人民在日軍統治下的悲慘生活。書中的祁家老小，在戰爭的陰影下，生活陷入了困境，他們不僅要忍受饑餓、寒冷和疾病的折磨，還要遭受日軍的欺凌和壓迫。祁天佑被日軍誣陷為 “奸商”，最終含冤投河自盡；祁瑞宣在盡忠與盡孝之間痛苦掙扎，無法保護家人和同胞。這些情節深刻地揭示了戰爭給普通百姓帶來的巨大災難，讓讀者感受到了那個時代人民的痛苦與無奈 。

 

巴金的《寒夜》則通過描寫一個小知識分子家庭在戰爭背景下的悲劇，展現了戰爭對人性的扭曲和對家庭的破壞。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樹生原本是一對恩愛的夫妻，但在戰爭的壓力下，生活變得異常艱難。汪文宣失業后，身體和精神都遭受了巨大的打擊，而曾樹生為了生存，不得不離開家庭，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最終，汪文宣在貧病交加中孤獨地死去，家庭也支離破碎。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戰爭時期人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困境，以及在困境中人性的掙扎與無奈 。

 

然而，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殘暴，中國人民并沒有屈服，正面戰場的抵抗與敵后戰場的開辟，展現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一次次捷報的傳來，給處于黑暗中的國人帶來了希望和安慰，激發了人們對勝利的期盼。許多文學作品熱情地歌頌了抗日英雄的事跡，如孫犁的《荷花淀》，描繪了白洋淀地區的抗日軍民在水生嫂等婦女的帶領下，積極投身抗日斗爭的故事。他們利用白洋淀的有利地形，與日軍展開了機智靈活的戰斗，展現了中國人民的勇敢和智慧。水生嫂等婦女們不僅要承擔起家庭的重擔，還要參與戰斗，她們的堅韌和勇敢令人敬佩。作品中充滿了對家鄉的熱愛和對勝利的信心，如 “這一年秋季，她們學會了射擊。冬天，打冰夾魚的時候，她們一個個登在流星一樣的冰船上，來回警戒。敵人圍剿那百畝大葦塘的時候，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出入在那蘆葦的海里”，這些描寫生動地展現了抗日軍民的英勇形象和樂觀精神 。

 

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則以山東棗莊的鐵道游擊隊為原型，講述了他們在鐵路線上與日軍展開英勇斗爭的傳奇故事。鐵道游擊隊的隊員們憑借著對祖國的忠誠和對敵人的仇恨，在艱苦的環境中與日軍進行了無數次激烈的戰斗。他們扒火車、炸橋梁、截物資，給日軍造成了沉重的打擊，成為了日軍的心頭大患。作品中充滿了緊張刺激的戰斗場面和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跡，如 “微山湖上靜悄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 這句歌詞，生動地描繪了鐵道游擊隊隊員們在戰斗間隙的樂觀精神和對勝利的堅定信念 。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消息如同一道曙光，照亮了歷經八年抗戰的中國大地。中國人民終于迎來了期盼已久的勝利，欣喜若狂的情緒在全國范圍內蔓延。許多文學作品生動地描繪了人們歡慶勝利的場景，如于右任的《中呂?醉高歌》：“萬家爆竹通宵，人類祥光乍曉。百壺且試開懷抱，鏡里髯翁不老。” 這首詩描繪了中華大地萬眾歡騰、通宵達旦慶祝勝利的熱烈場面，燃放爆竹是中國人民表達喜悅心情的傳統方式，在這里，爆竹聲象征著勝利的喜悅和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人類祥光乍曉”，一個 “乍” 字，形象地表達了人類和平吉祥的光芒剛剛出現，寓意著戰爭的結束和和平的到來 。

 

夏衍在回憶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時寫道：“《新華日報》的全體同人發瘋了。也可以說，全重慶，全國人民都發瘋了。”“發瘋” 這個詞，生動地表達了人們在聽到勝利消息時的極度興奮和激動。人們歡呼雀躍，有人無言流淚，這種復雜的情感是對八年抗戰艱辛歷程的感慨，也是對勝利來之不易的珍惜。在延安，人們手舞足蹈，奔走相告，有人激動地撕開棉衣、棉被，掏出棉花，捆在木棒上，蘸上煤油，點燃火把，高高舉起。通紅的火光照亮了寧靜的夜空，狂呼的聲音震動了山頭。延安連綿起伏的峰巒，到處是噼嚦的爆竹聲，到處是游龍般的火炬。人們向寶塔山下的廣場涌去，共同慶祝這來之不易的勝利 。

 

抗戰文學不僅展現了民族心聲的波瀾壯闊，也描繪了個體心理的細膩情感。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愛情、親情和友情在艱難的環境中顯得更加珍貴。如陳毅與張茜的愛情故事，就充滿了浪漫與深情。陳毅看到張茜在話劇演出中的出色表現時不禁怦然心動，聞知張茜乳名春蘭，情不自禁地寫下《贊春蘭》：“小箭含胎初生崗，似是欲綻蕊吐黃。嬌艷高雅世難覓，萬紫千紅妒幽香。” 不久，又作《無題》：“春光照眼意如癡，愧我江南統銳師。豪情廿載今何在？輸于紅芳不自知。”1940 年 1 月 28 日，二人在溧陽縣水西村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喜結連理，2 月初，陳毅作《佳期》：“燭影搖紅喜可知，催妝為賦小喬詩。同心能償渾疑夢，注目相看不語時。一笑艱難成往事，共盟奮勉記佳期。百年一吻叮嚀后，明月來窺夜正遲。” 華中敵后戰場形勢緊張，二人時因反 “掃蕩” 而分頭行動，1941 年 1 月，陳毅賦詩《內人東來未至，夜有作》：“足音常在耳間鳴，一路風波夢不成。漏盡四更天未曉，月明知我此時情。” 這些詩歌從初見傾心到愛極自慚，再到終于遂愿反而疑似夢境，戰時短別懸心牽掛難以入睡，生動地展現了將軍的鐵骨柔腸，也讓我們看到了在戰爭背景下，愛情的堅韌與美好 。

 

彭雪楓寫給妻子林穎的家書、左權寫給遠在延安的妻子劉志蘭的家書，以及許許多多帶有個人色彩的詩歌、書信、日記等文本，都充滿了對親人的思念和牽掛。這些文字雖然樸實無華，但卻飽含著真摯的情感，讓我們感受到了戰爭時期人們內心深處的柔軟與堅強。在殘酷的戰爭面前，這些個體的情感故事，如同一束束溫暖的陽光，照亮了人們的心靈，也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抗戰的意義和價值 。

 

二、筆為利劍，墨作硝煙：抗戰文學的戰斗偉力

 

（一）國民黨統治區：文藝宣傳的曲折推進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國民黨當局對文化宣傳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復雜的轉變過程。“九一八事變” 的爆發，如同一記重錘，敲醒了國民黨當局，使其開始意識到文化宣傳在抗戰中的重要意義。在此之前，國民黨對文化工作的關注度相對不足，但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使得國民黨不得不重新審視文化宣傳的作用。此后，輿論管控有所放松，當局報紙開始為抗日救亡作品開放綠燈，各地黨部及文化機構也積極組織編創、演出一批宣傳抗日救亡的劇本 。

 

然而，在全面抗戰之前，國民黨當局在抗日救亡宣傳上表現得首鼠兩端、猶豫不決。一方面，他們認識到需要通過文化宣傳來凝聚民心、鼓舞士氣；另一方面，又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擔心抗日救亡宣傳會引發社會動蕩，影響其統治地位。這種矛盾的心態使得抗日救亡宣傳在推進過程中面臨諸多阻礙 。

 

盧溝橋事變的爆發，徹底改變了局勢，全面抗戰的爆發使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將文藝政策調整到抗戰建國的基本國策上來。1938 年 2 月 6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同年 4 月 1 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正式成立，主管文化宣傳工作。郭沫若出任廳長，陽翰笙為主任秘書，下設三個處，分別掌管動員工作、藝術宣傳和對敵宣傳 。

 

第三廳的成立，為抗戰文藝宣傳注入了強大的動力。洪深、鄭用之、徐悲鴻等一大批作家、藝術家紛紛參與其中，他們積極組織和開展各種文藝宣傳活動。第三廳將此前成立的救亡演劇隊、宣傳隊整編為 10 個抗敵演劇隊、4 個抗敵宣傳隊、1 個孩子劇團、1 個漫畫宣傳隊、1 個電影制片廠、5 個電影放映隊。這些文藝團體如同一支支輕騎兵，奔赴各個戰區，深入前線和敵后農村，以演劇、歌詠、文字和口頭宣傳等形式，廣泛傳播抗日救亡的思想 。

 

抗敵演劇隊在各個戰區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高度的重視。陳誠部長親自授旗，并表示 “這十個隊要當十個師用”，這充分體現了抗敵演劇隊在抗戰宣傳中的重要地位。演劇隊所到之處，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他們的演出不僅豐富了軍民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激發了廣大軍民的愛國熱情和抗戰意志。在第四戰區，抗敵演劇隊的演出讓官兵們深受感動，他們看到這些青年文化工作者冒著風霜險阻來到前線，為他們帶來精神上的慰藉和鼓舞，官兵們的士氣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

 

源自戰區生活的作品對戰區工作發揮了積極效應。話劇《桂南前線無戰事》在曲江演出時，張發奎和余漢謀兩位戰區司令長官都在現場觀看。余長官看到劇中有張長官慰問民眾的情節，對張長官說：“此劇告訴了我許多方法。” 這表明這些作品不僅具有藝術價值，更能為實際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鑒。《蛻變》在各地的演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陪都重慶幾輪公演，均反響熱烈，中國萬歲劇團因演出此劇而獲得戲劇指導委員會的嘉獎；在上海 “孤島”，該劇每天日夜兩場，連演 35 天，天天滿座，令日本軍方甚感恐慌，對公共租界工部局施加壓力，才終止了演出熱潮 。

 

這些演出不僅在國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還對國際社會產生了一定的觸動。它們向世界展示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和堅定的抗戰決心，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和支持。通過這些文藝宣傳活動，中國人民的抗戰形象更加鮮明，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了解和關注也進一步加深 。

 

（二）共產黨領導區域：文藝力量的蓬勃發展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高度重視文化宣傳工作，將其視為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抗日戰爭時期，文化宣傳工作更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九一八事變” 爆發后，丁玲主編的《北斗》在雜志界率先推出抗日作品，田漢、樓適夷、白薇、李輝英、穆木天等左翼作家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成為時代的弄潮兒。他們以筆為武器，用犀利的文字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喚起民眾的覺醒和抗爭意識 。

 

舒群、羅烽、白朗、蕭軍、蕭紅、端木蕻良等東北作家，因家鄉淪陷而流亡關內，他們的作品充滿了對家鄉的思念和對侵略者的仇恨。他們以親身經歷為素材，生動地描繪了東北人民在日軍鐵蹄下的悲慘生活，以及他們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這些作品激發了廣大民眾對侵略者的痛恨，增強了民族凝聚力 。

 

1935 年，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政府《八一宣言》發表后，以上海為中心掀起了 “國防文學” 熱潮。“國防文學” 強調文學的抗日救亡主題，主張文學要為抗戰服務，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這一思潮的興起，為抗戰文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推動了抗日民族文化統一戰線的形成 。

 

全面抗戰時期，延安以其獨特的魅力和強大的感召力，吸引了大批文藝工作者與青年學生。延安成為了抗戰文藝的中心，魯迅藝術學院、陜北公學等學校如同一座座文藝的搖籃，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文藝人才。這些人才在延安接受了系統的文藝教育和思想熏陶，他們深入抗戰生活，從火熱的現實中汲取養分，創作出了大量具有時代特色和民族風格的文藝作品 。

 

1938 年，田間、史輪、邵子南等在延安發起街頭詩運動，這一運動猶如一陣春風，吹遍了延安及各抗日根據地。街頭詩以其短小精悍、風格質樸、節奏鏗鏘有力的特點，迅速在群眾中傳播開來。這些詩歌如同一把把匕首，刺向敵人的心臟；又似一聲聲號角，鼓舞著人們的斗志。田間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假使我們不去打仗，敵人用刺刀，殺死了我們。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看，這是奴隸！’” 這首詩以簡潔而有力的語言，揭示了不抵抗的后果，激發了人們的反抗意識 。

 

街頭詩的傳播范圍廣泛，影響力巨大。在晉察冀根據地，僅在 1941 年 7 月之前，就印行了多種街頭詩集，如《戰士萬歲》《在太行山上》《文化的民眾》等。這些詩集在根據地廣泛流傳，深受軍民喜愛。一冊街頭詩集《糧食》在晉察冀邊區銷售就達七千份，足見街頭詩的戰時威力及前途。田間在一個村莊的門樓上，看到自己在延安所寫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用很大的字寫在那里，還配著一幅畫，這充分展示了街頭詩的魅力與感召力 。

 

全面抗戰時期，舊體詩詞煥發出新的生機。一方面，源遠流長的傳統詩詞在現代仍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民間能寫舊體詩詞者眾多。在戰時，他們備受生離死別、艱難困苦的折磨，感情波瀾起伏，舊體詩詞成為他們表達情感的重要方式。這些詩詞或抒發對祖國山河的熱愛，或表達對侵略者的痛恨，或傾訴對親人的思念，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

 

另一方面，舊體詩詞多為精短的絕句律詩小令，易于傳播。它們可以通過口口相傳、書信往來等方式，迅速在群眾中流傳開來。此外，中國共產黨還借此架起統一戰線的橋梁，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謝覺哉、董必武、高自立、陳毅、阿英、李一氓、彭康、聶榮臻、呂正操、鄧拓等共產黨人聯合地方耆老，分別于 1941 年 9 月、1942 年 11 月、1943 年 1 月，在延安、華中根據地、晉察冀邊區發起成立懷安詩社、湖海藝文社、燕趙詩社等以舊體詩詞創作為主的社團。這些社團的成立，密切了與地方耆老士紳的感情，凝心聚力聯合抗日，其社會效應十分顯著 。

 

對于平均文化程度不高的根據地民眾來說，戲劇是最易于取得宣傳效果的藝術形式。因此，陜甘寧邊區與各根據地都十分重視劇團建設。晉察冀邊區規模較大的劇團有西戰團、抗敵劇社、聯大文工團等，這些劇團在專業劇團的帶動下，通過培養基層文藝骨干等方式，大力扶持民間劇團的發展。一時間，業余劇團遍布邊區縣、鎮、村、學校、部隊，形成了 “村村有劇團，人人都參與” 的繁榮景象 。

 

1940 年，邊區普遍興辦村劇團，1941 年到 1942 年，開展 “創造模范村劇團” 活動，北岳區、冀中區各有 1500 個村劇團。這些村劇團在抗戰宣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組織了許多軍民誓約晚會，在恢復 1941 年大 “掃蕩” 后軍民情緒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分區 1942 年 8 月 15 日至 9 月底，“在游擊區溝線外共演出二十二次，有八十三個村莊的觀眾，共八九千人”。戲劇演出不僅宣傳抗戰、鼓舞士氣，還活躍了根據地文化生活，滿足了軍民的文化需求，純潔了社會風氣 。

 

所演劇種豐富多樣，有話劇、小歌劇、多幕歌劇，還有秦腔、河北梆子等地方戲曲。這些劇種在人物性格、語言乃至布景、服裝、化妝等方面都盡力貼近當地生活，適應軍民的審美趣味。所演劇目主要取材于邊區根據地建設與敵后抗戰的現實生活，密切配合工作，涉及動員參軍、反 “掃蕩” 戰斗、多民族團結抗戰、根據地建設、農村婦女解放、軍民關系、防范漢奸、改造落后分子等多個方面 。

 

1939 年 4 月下旬，一二○師主力與冀中軍區部隊在掌握了準確情報的前提下，對包圍齊會村的日軍內外夾擊、外線打援，一舉殲敵 700 余人，“齊會戰斗” 打響前夜，戰斗劇社搭臺演戲。戲演完天已發亮，胸有成竹的賀龍將軍登臺做戰斗動員。這邊，戰斗劇社繼續收拾幕布、布景，那邊，八路軍精神抖擻地投入了戰斗。這場戰斗的勝利，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也是文藝宣傳與軍事斗爭緊密結合的勝利 。

 

戲劇題材源于現實，藝術形式汲取傳統養分，表演風格貼近生活，因而取得了巨大的宣傳效果。據新華社晉察冀 1943 年 6 月 28 日報道，在晉察冀邊區的政治攻勢中，藝術工作者深入敵占區，據不完全統計，在 1942 年的三次政治攻勢中，“抗敵劇社、西戰團、聯大文工團、火線劇社、鐵血劇社、七月劇社等七個劇團，曾先后在游擊區及敵占區演出三百十五次，展覽一百零八十次，寫大標語二百三十四件，街頭宣傳二百十五次，吸引觀眾十二萬五千余人，編大小劇本一百八十八篇，歌曲九十一個，通訊、報告、宣傳詩等一百五十四篇” 。

 

“村劇團搞得紅火熱鬧，凡是根據地內的村莊，幾乎村村都有。有的村劇團還置備了汽燈、幕布。有的劇團由武裝保護著到敵人據點附近去演出。…… 據說，有的偽軍，換了便服，叫咱們的‘內線關系’領著出來看”。根據形勢的需要，沖鋒劇社分成兩支文藝小分隊，配屬兩個武工隊到敵占區開展活動，“走到哪里就把戰斗的歌聲和戲劇帶到哪里”。劇社在進行抗戰宣傳的同時，也從軍民抗敵斗爭中汲取新鮮的養分，豐富文藝創作，增強了宣傳效果 。

 

著名愛國人士李公樸，組織抗戰建國教學團，1939 年 10 月突破敵人重兵封鎖的同蒲線，進入晉察冀邊區。他在六個多月的時間里，遍歷十五個縣五百多個村莊，遍訪軍政民各界。在切身體驗與深入考察的基礎上，于 1940 年 7 月寫出《華北敵后 —— 晉察冀》，留下了對模范敵后根據地晉察冀邊區的真實記錄與深刻感悟。他高度評價道：“戲劇在晉察冀發揮了充分的效能。憑借著這一支有力的宣傳武器，教育了晉察冀一千二百萬民眾，提高了民眾的文化政治水平，發揚了民族精神，揭破了敵偽陰謀。在每一項工作上，戲劇不僅起了宣傳作用，而且起了啟蒙作用。在一切工作的困難前面，戲劇發揮了解釋、說服和鼓動的力量。多少壯丁，由于看了一出戲，而自覺的、堅決的參加了抗日部隊。不少的頑固分子受到戲劇的感動而悔過自新。邊區的戲劇不僅起了偉大的政治作用，在它自身亦已逐漸凝結為民族戲劇的雛形。” 晉察冀戲劇不僅反映了抗戰現實，而且 “還能看出未來的光明遠景，和侵略者、反動力量的滅亡。每一出戲中都充滿了晉察冀的鄉土氣息和人民英勇斗爭的情緒，晉察冀的進步和團結，也充分的在舞臺上表現著” 。

 

易于接受與傳播、普及性強的藝術形式，除了戲劇，還有歌曲。活躍在延安與晉察冀、華中等根據地的音樂工作者努力從地方戲曲、曲藝、民歌等民間音樂汲取養分，融匯現代音樂元素，與詩人共同創造出時代色彩鮮明的一支支抗戰歌曲，如《延安頌》《游擊隊之歌》《八路軍進行曲》《到敵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歌唱二小放牛郎》《團結就是力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新” 字為后來所加）等。這些歌曲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振奮人心的歌詞，迅速在根據地傳唱開來，成為鼓舞軍民斗志的有力武器 。

 

其中影響最大的經典當數《黃河大合唱》。1938 年 8、9 月間，詩人光未然以第三廳西北戰地宣傳工作視察員名義，帶領抗敵演劇隊第三隊到第二戰區晉西呂梁游擊區，從事抗日宣傳，并見縫插針進行創作。途中，乘民船橫渡黃河，領略黃河的風貌，壺口瀑布波濤呼嘯、震撼峽谷的氣勢尤其令他印象深刻。1939 年 1 月，光未然行軍中墜馬，左臂骨折，中旬抵延安治療。在醫院治療期間，整理抗戰宣傳尤其兩次橫渡黃河的所見所感，擬作長詩《黃河吟》 。

 

適在魯藝任教的音樂家冼星海來醫院看望，交流中希望再度合作成聲樂作品。光未然已經醞釀有日，此時創作激情如同奔突已久的地下巖漿砰然爆發，僅五天便寫出了《黃河吟》組詩。1939 年 1 月 26 日，除夕夜聯歡晚會上，光未然動情地朗誦剛剛完成的組詩《黃河吟》，冼星海聽罷激動異常，當即表示有把握寫好曲譜。為了 “吃透” 歌詞的精神，他采訪光未然的隊友，深入了解黃河的樣態、橫渡黃河的體驗與兩岸軍民英勇抗戰的事跡。在醞釀成熟的基礎上，3 月 26 日正式動筆，以六天的神速于 3 月 31 日譜出全曲，又用一周時間完成伴奏樂譜。經過試唱、修改、完善，一部劃時代，也跨世紀、跨地域、跨民族的偉大作品橫空出世 。

 

1939 年 4 月 13 日，《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陜北公學大禮堂首次公演，演劇三隊三十余人參加演出，“魯藝” 音樂系學員組成樂隊伴奏，鄔析零指揮，光未然朗誦《黃河之水天上來》，千人觀看，掌聲雷動。5 月 11 日，在慶祝 “魯藝” 成立一周年的晚會上，《黃河大合唱》在延安北門外中央組織部大禮堂再次公演，以 “魯藝” 音樂系學員為主，參加演出者有上百人之多，冼星海親自執棒，觀看演出的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等領導人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7 月，為歡迎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回到延安，《黃河大合唱》又一次公演，演出結束后，周恩來興奮地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1939 年 8 月，重慶生活書店迅即推出《黃河大合唱》單行本。《黃河大合唱》猶如鯤鵬展翅，扶搖直上，將最能代表中華民族時代精神與審美高度的歌聲傳遍大江南北，進而飛越浩瀚的海空，成為享譽世界的中國經典 。

 

抗戰歌曲乃至整個抗戰文學的偉力之大，難以形容。《義勇軍進行曲》不僅響徹大江南北，前線后方，而且鼓舞著中國遠征軍第二次赴緬作戰威震海外、得勝歸來；當年不知有多少青年唱著《延安頌》跋山涉水奔赴延安，至今這首歌仍然令人向往寶塔山的金光；《黃河大合唱》寫出了炎黃子孫對悠久歷史與壯麗山河的自豪，傾訴了遭受侵略的巨大苦難，表達出中華民族寧死不屈的抗爭意志與收復家園的必勝信念，謳歌了抗日英雄、游擊健兒乃至覺醒了的民族，這部民族壯歌唱得多少人心潮澎湃，激勵中華民族從勝利走向勝利，從歷史走向未來 。

 

三、血火記憶，真實映照：抗戰文學的歷史見證

 

（一）非虛構作品：戰場的直接呈現

抗戰文學中的非虛構作品，猶如一面鏡子，清晰而真實地映照出戰爭的殘酷與壯烈，成為我們了解那段歷史的重要窗口。在抗戰時期，新聞出版業的迅速發展為非虛構作品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平臺，而報告文學這一新興文體的崛起，更是讓人們能夠及時、深入地了解戰爭的進程和英雄們的事跡 。

 

上古時期的戰爭文學，韻文以抒情為主，散文類多見于歷史典籍，但受史書性質的限制，其即時性不足。中古時期，文學雖逐漸獨立發展，戰爭文學作品增多，但除民間筆記與紀實詩外，即時性仍被其他因素沖淡。清末民初，新聞出版業的興起為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黃遠生所代表的文言紀實性通訊 —— 報告文學的雛形登上歷史舞臺，瞿秋白的《餓鄉紀程》則開現代白話系列通訊之先河 。

 

“九一八事變” 和 “一?二八事變” 的爆發，使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國人對戰爭的關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也促使報告文學迎來了快速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描述東北抗戰和 “一?二八” 淞滬抗戰的報告文學作品。立川的《血戰歸來 —— 關外義勇軍抗日紀實》，以生動的筆觸描繪了關外義勇軍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與日軍進行英勇戰斗的場景，展現了他們的頑強意志和愛國精神；韻綺的《三日從軍記》，通過作者的親身經歷，記錄了從軍三日的所見所聞，讓讀者感受到了戰爭的緊張和殘酷；醒槐的《一個無名義軍的自述》，以一名無名義軍的視角，講述了他在抗戰中的經歷和感受，揭示了普通民眾在戰爭中的覺醒和抗爭 。

 

在記述 “一?二八” 淞滬抗戰的作品中，南強編輯部（實則為錢杏邨）編的《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收錄了多篇反映淞滬抗戰的報告文學，從不同角度展現了這場戰爭的全貌；翁照垣將軍口述、羅吟圃筆記的《淞滬血戰回憶錄》，則以將軍的親身經歷，詳細描述了淞滬抗戰的激烈戰況、愛國官兵的犧牲精神以及軍民團結的動人場景，同時也表達了部隊奉命撤退時的郁悶激憤之情 。

 

這些作品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也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它們真實地反映了戰爭的殘酷和侵略者的殘暴，讓讀者深刻感受到了那個時代的苦難與抗爭。作品中對愛國官兵和普通民眾的描寫，展現了他們的英勇無畏和愛國情懷，成為激勵后人的精神力量。這些作品還通過生動的描寫和細膩的情感表達，使讀者能夠身臨其境地感受到戰爭的氛圍，增強了作品的感染力 。

 

全面抗戰爆發后，反映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戰況、戰爭態勢與英雄人物的通訊、散文與報告文學大量涌現。在戰略防御階段，報紙雜志紛紛投入大量篇幅報道戰爭，這些通訊、散文與報告文學結集出版之多，在現代文學史上堪稱盛況空前。這一時期，國人急切地渴望了解戰局的態勢，知曉抗戰將士浴血搏殺的事跡，而這些非虛構作品正好滿足了人們的需求 。

 

在抗戰時期，記者們成為了非虛構作品創作的重要力量。隨著戰爭的全面展開，大批記者趕赴戰地采訪，他們用手中的筆，記錄下了戰爭的每一個瞬間。淞滬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遠征軍兩次赴緬甸作戰等重要戰役，臺兒莊大捷、昆侖關大捷、長沙大捷等重要勝利，以及 1945 年 9 月 2 日在東京灣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的受降儀式，都有記者的身影。他們的報道不僅及時、準確，而且富有文學性，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正面戰場的戰斗情勢，刻畫出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 。

 

范長江是抗戰時期著名的記者之一，他的戰地通訊具有獨特的風格。他赴盧溝橋前線采寫的通訊，以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入的分析，提供了戰爭風云變幻的大量細節。他揭穿了日本侵略者的狡詐貪婪，贊頌了我軍將士的愛國情懷與犧牲精神，同時也指出了我方備戰不力、供給不足等問題與困難。隨后，他跟進抗戰前期戰局的通訊，視野開闊、分析透徹、細節鮮明，展現了他對戰爭的深刻理解和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注。他的戰地短訊快捷準確，能夠及時傳遞戰爭的最新消息；時事評論縱橫捭闔，對戰爭的形勢和走向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預測；長篇通訊則氣若長虹，以宏大的敘事和深刻的思想，展現了戰爭的全貌和歷史意義 。

 

臺兒莊之戰取得完勝后，范長江與池峰城師長同入臺兒莊，進行戰地踏查。他邊走邊訪，很快寫出了 4000 余字的通訊《慰問臺兒莊》。這篇通訊氣勢磅礴，敘事節奏匆促，夾雜其間的文言色彩，平添了抑揚頓挫之感。文中對臺兒莊戰場的描寫，生動地展現了戰爭的殘酷和激烈，“臺兒莊內，斷壁殘垣，焦土一片。昔日繁華的街道，如今已變成了一片廢墟。炮彈的爆炸聲、機槍的掃射聲，仿佛還在耳邊回響。” 對官兵們英勇戰斗的事跡的敘述，充滿了敬佩之情，“池峰城師長身先士卒，帶領著官兵們與日軍展開了殊死搏斗。他們不畏強敵，不怕犧牲，用鮮血和生命捍衛了祖國的尊嚴。” 這些描寫讓讀者仿佛置身于戰場之中，感受到了戰爭的硝煙和戰士們的英勇 。

 

陸詒也是一位杰出的戰地記者，他采訪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國共兩黨及其軍隊的重要人物，還借助參加全國慰勞總會慰問團赴鄂西勞軍的機會，受命探訪皖南事變后被國民黨軟禁在恩施的新四軍葉挺軍長。他的通訊現場感十足，時代感鮮明，通過對這些重要人物的采訪，展現了他們的領導風范和抗戰決心，也讓讀者了解到了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合作與分歧 。

 

陸詒關于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副師長聶榮臻率部在五臺山區建立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報道，產生了轟動效應。他詳細描述了根據地建立的過程和意義，“聶榮臻將軍率領著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的將士們，深入五臺山區，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政權。他們與當地百姓緊密合作，共同抗擊日軍的侵略。根據地的建立，為八路軍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全國的抗戰樹立了榜樣。” 這篇報道讓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重要性，激發了人們的抗戰熱情 。

 

子岡性格開朗、意志堅韌、有膽有識、文風犀利、鋒芒畢露，她的通訊視野開闊，涉及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方面。她筆下的孫夫人、蔣夫人、張自忠將軍、我軍傷病員、城市清道夫、婦女、兒童以及日本俘虜等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有些人物刻畫和場景描寫不輸小說。她對張自忠將軍的描寫，展現了將軍的英勇和忠誠，“張自忠將軍在戰場上，總是身先士卒，沖鋒在前。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堅定和果敢，讓人感受到了他對國家和民族的無限忠誠。” 這些描寫使讀者能夠更加深入地了解這些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精神品質 。

 

呂德潤作為特派戰地記者，參加中國遠征軍與中國駐印軍赴緬作戰，他的通訊反映出中國軍隊在緬甸戰場作戰的艱辛與神勇，以及中國遠征軍同反法西斯戰爭盟友美軍的合作抗日。他描述了中國軍隊在緬甸的艱苦戰斗，“在緬甸的叢林中，中國軍隊面臨著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日軍的頑強抵抗。他們不畏艱險，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戰斗。在一次戰斗中，中國軍隊與日軍展開了近身肉搏，戰士們毫不畏懼，用手中的武器與敵人拼殺，最終取得了勝利。” 這些描述讓讀者感受到了中國軍隊在異國他鄉作戰的不易和他們的英勇精神 。

 

朱啟平記述密蘇里艦上受降儀式的通訊《落日 —— 記日本簽字投降的一幕》，以飽含歷史感與民族自豪感的筆觸刻畫出勝利者的自豪與失敗者的狼狽，留下了值得永遠銘記的歷史性畫面。“簽字的日本代表，一個個低著頭，臉色蒼白，神情沮喪。他們的手顫抖著，簽下了投降書。而盟軍代表們則昂首挺胸，臉上洋溢著勝利的喜悅。這一刻，世界見證了日本的失敗和中國的勝利。” 這段描寫生動地展現了受降儀式的莊嚴和神圣，讓讀者感受到了中國人民在經歷了漫長的抗戰后，終于迎來勝利的喜悅和自豪 。

 

除了記者，曹聚仁、夏衍、廖沫沙、王西彥、黃藥眠、林林、蕭乾、謝冰瑩、臧克家等作家也以戰地記者等身份赴正面戰場采寫戰地通訊，取得了出色的成績。臧克家描述臺兒莊大捷的長篇報告文學《津浦北線血戰記》，影響甚大，真實地展現了臺兒莊戰役的激烈和中國軍隊的英勇，“臺兒莊戰役中，中國軍隊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爭奪。雙方在戰場上反復廝殺，傷亡慘重。但中國軍隊始終堅守陣地，最終取得了勝利。這場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 然而，由于作品中對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功績描寫過于突出，引起了政府當局的擔憂，對李宗仁題材作品加以限制 。

 

蕭乾的通訊作品同樣具有獨特的魅力，他既有采訪空軍烈士劉粹剛之妻許希麟女士之后寫出的《劉粹剛之死》，也有記述八路軍奇襲日軍的《一個破壞大隊長的自白》，還有滇緬路題材的《血肉筑成的滇緬路》與歐洲反法西斯戰場及納粹戰犯審判的特寫。他的作品中，記者的敏銳眼光與小說家的形象描摹能力交相輝映，細節充盈、形象鮮明，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劉粹剛之死》中，他通過對許希麟女士的采訪，展現了劉粹剛烈士的英勇事跡和許希麟女士的堅強與悲痛，“許希麟女士在得知丈夫犧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絕。但她很快振作起來，決心繼承丈夫的遺志，為抗戰貢獻自己的力量。” 這些描寫讓讀者感受到了英雄背后的家庭故事和他們的奉獻精神 。

 

蕭乾與朱啟平擔任盟軍隨軍記者，報道歐洲與太平洋戰場，這不僅證明了中國記者作家的人類情懷與出色能力，拓展了中國人的視野，更重要的是，它證明了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成員，中國不僅在東方大陸戰場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也以多種形式在歐洲戰場與太平洋戰場做出了積極貢獻 。

 

（二）虛構作品：戰爭中的人性與命運

抗戰文學中的虛構作品，以其獨特的藝術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內涵，從多個維度展現了戰爭的全貌，成為我們理解抗戰歷史和人性的重要窗口。這些作品通過小說、話劇等形式，不僅控訴了日軍的暴行，描繪了軍民的抗戰，還深入思考了戰爭對人性的影響 。

 

草明的短篇小說《受辱者》，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一位女性在日軍性暴力下的悲慘遭遇。主人公在遭受日軍的凌辱后，身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她的生活從此陷入了黑暗的深淵。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日軍性暴力的罪惡，讓讀者感受到了戰爭的殘酷和人性的脆弱。“她眼神空洞，身體顫抖，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生命力。曾經的青春活力和對生活的憧憬，在那一瞬間被徹底摧毀。” 這種描寫讓讀者能夠深刻體會到受害者的痛苦和無助 。

 

丁玲的短篇小說《淚眼模糊中之信念》（后改題為《新的信念》）與《我在霞村的時候》，同樣聚焦于日軍性暴力的罪惡。在《我在霞村的時候》中，丁玲不僅控訴了日軍的暴行，還深刻地寫出了同胞出自傳統貞操觀對受辱者的精神上的二度傷害。主人公貞貞被日軍擄去做了慰安婦，當她回到家鄉時，卻遭到了周圍人的歧視和排斥。然而，丁玲并沒有僅僅停留在對受害者的同情上，她更展現了受辱女性以復仇洗刷恥辱的強烈反轉。貞貞在經歷了痛苦和磨難后，逐漸堅強起來，她決心用自己的力量反抗侵略者，為自己和同胞報仇雪恨 。

 

蕭軍的《八月的鄉村》是一部具有重要意義的長篇小說，它首次以長篇小說的篇幅描寫了中共領導的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聯前身）英勇抗日、并在戰斗中成長的歷程。小說通過對一群抗日戰士的描寫，展現了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不畏強敵，頑強戰斗的精神。他們在戰斗中不斷成長，逐漸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和責任，成為了真正的抗日英雄 。

 

蕭紅的《生死場》以東北農村為背景，描繪了在日軍侵略下，農民們的悲慘生活和他們的抗爭。作品中，農民們不僅要忍受饑餓、寒冷和疾病的折磨，還要遭受日軍的欺凌和壓迫。然而，他們并沒有屈服，而是在生死邊緣奮起反抗。“在那片被戰火燃燒的土地上，農民們拿起了簡陋的武器，與日軍展開了殊死搏斗。他們的眼神中透露出堅定和不屈，仿佛在向侵略者宣告：我們絕不屈服！” 蕭紅以她獨特的視角和細膩的描寫，展現了農民們的堅韌和勇敢，也揭示了戰爭對人性的扭曲和對社會的破壞 。

 

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以宏大的敘事展現了東北草原上的抗日斗爭。作品中，草原上的人民在日軍的侵略下，面臨著家園被破壞、親人被殺害的痛苦。但他們并沒有退縮，而是團結起來，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戰斗。小說通過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節的設置，展現了東北人民的英勇和智慧，以及他們對家鄉的熱愛和對侵略者的仇恨 。

 

萬國安的《三根紅線》、吳祖光的四幕話劇《鳳凰城》等作品，也表現出義勇軍揭竿而起的燎原之勢與前仆后繼的英勇無畏。《三根紅線》講述了三個年輕人為了抗日，不惜犧牲自己的愛情和生命的故事。他們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愛國的真諦，展現了年輕人的熱血和擔當。《鳳凰城》則以東北抗日義勇軍的戰斗為背景，塑造了一群英勇無畏的抗日英雄形象。他們在鳳凰城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戰斗，為了保衛家鄉，不惜拋頭顱、灑熱血 。

 

陳銓的四幕話劇《野玫瑰》，以抗日特工為題材，展現了他們的明敏睿智與犧牲精神。劇中的特工們在敵占區，冒著生命危險，收集情報，破壞敵人的計劃。他們的工作充滿了危險和挑戰，但他們始終堅守著自己的信念，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這部作品既有現實基礎，又具藝術表現力，在抗戰文學中獨樹一幟 。

 

張恨水的長篇小說《虎賁萬歲》，雖然在藝術表現上存在一些瑕疵，但它基本上反映了 1943 年 11 月至 12 月第七十四軍五十七師師長余程萬將軍率部 8000 余人死守常德、戰至僅存 200 人的慘烈戰況。小說中，五十七師的將士們在常德城下，與日軍展開了殊死搏斗。他們面對數倍于己的敵人，毫不畏懼，堅守陣地。盡管最終只有少數人幸存，但他們的英勇事跡卻永遠銘刻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

 

阿垅 1939 年完成的長篇小說《南京》，真實地反映了我軍在南京保衛戰中的浴血奮戰，同時對軍事當局的戰役部署亦有批評。作品以飽滿的激情和成熟的文字，展現了南京保衛戰的激烈和殘酷。“南京城的上空硝煙彌漫，槍炮聲震耳欲聾。我軍將士們在城墻上，與日軍展開了激烈的爭奪。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筑起了一道堅固的防線。” 阿垅對軍事當局的批評，使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內涵，讓讀者能夠更加全面地了解南京保衛戰的歷史 。

 

丘東平的短篇小說《一個連長的戰斗遭遇》以淞滬會戰為背景，既表現出官兵抓住稍縱即逝的戰機果斷出擊斬獲可觀戰果，又抨擊了國民黨部隊的軍閥作風。林連長在歸隊途中，向兄弟部隊團長請求補給糧食，卻遭到無情拒絕，甚至被強行繳械。回到所屬部隊后，還被營長執行了上級下達的槍斃軍令。這部作品深刻地揭示了國民黨部隊內部的腐敗和黑暗，以及戰爭對人性的扭曲 。

 

晉察冀詩人以他們的筆觸，描繪了戰爭的災難和人民的苦難。邵子南的《五十九個》抨擊侵略者野蠻至極的 “三光” 政策，詩中描述了日軍的暴行，“日軍的鐵蹄踐踏過村莊，燒光了房屋，殺光了百姓，搶光了財物。五十九個鮮活的生命，在一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 錢丹輝的《敵人與黑夜》揭露日軍以 “清查戶口” 為名放肆地闖進民房、致姑娘含辱慘死的罪惡；商展思的《她變成了瘋傻》痛訴年輕的母親被侵略者奪去娃娃生命之后的瘋傻；方冰的《過平陽鎮》以簡潔的筆觸敘寫了日寇將平陽千余人尸體填滿水井地窖的慘劇之后，又表現出人民頑強不屈的堅韌意志 。

 

這些詩篇不僅反映了戰爭的殘酷，也展現了人民的堅強。曼晴的《打燈籠的老人》以質樸而生動的細節描寫表現魚水一家親的軍民關系，“老人提著燈籠，在黑暗中為戰士們指引著道路。他的眼神中充滿了關切和溫暖，仿佛在告訴戰士們：你們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區長》更是以民眾冒死保護區長的行動寫出了根據地干部群眾之間的骨肉深情。這些詩篇繪出了 “動人的人民戰爭

 

四、傳承與啟示：抗戰文學的當代回響

 

（一）對當代文學創作的深遠影響

抗戰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對當代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這種影響貫穿于主題、風格和精神內涵等多個維度，成為當代文學發展的重要源泉和動力 。

 

在主題方面，抗戰文學為當代文學提供了豐富而深刻的創作素材。許多當代作家從抗戰歷史中汲取靈感，以獨特的視角重新審視那段波瀾壯闊的歲月，創作出一系列具有深刻思想內涵和時代價值的作品。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以抗日戰爭為背景，通過對主人公姜大牙從一個草莽英雄成長為一名優秀指揮員的歷程的描寫，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的發展壯大，以及在戰爭中人性的光輝與丑惡、正義與邪惡的較量 。作品深入探討了戰爭對人的影響，以及在戰爭背景下個人的成長、奮斗和犧牲，讓讀者感受到了戰爭的殘酷和人性的復雜。

 

都梁的《亮劍》則以李云龍等抗日英雄為核心，塑造了一群性格鮮明、英勇無畏的抗日戰士形象。李云龍身上那種勇往直前、不畏強敵的 “亮劍精神”，成為了作品的靈魂，激勵著無數讀者。作品不僅展現了抗日戰爭的激烈和殘酷，更傳達出一種堅韌不拔、永不言敗的精神力量，讓人們深刻認識到中國人民在抗戰中所展現出的偉大精神 。

 

在風格上，抗戰文學的現實主義風格對當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許多當代作家繼承和發揚了抗戰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注重對現實生活的觀察和描繪，以真實、生動的筆觸反映社會現實和人民的生活狀態。莫言的《紅高粱家族》以高密東北鄉為背景，通過對家族故事的敘述，展現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民的頑強抗爭和不屈精神。作品以獨特的敘事方式和鮮明的地域特色，描繪了一幅幅充滿生命力和激情的畫面，讓讀者感受到了那個時代人們的熱血與豪情 。

 

鐵凝的《哦，香雪》則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一個偏遠山村女孩香雪對外面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展現了在時代變革背景下，普通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努力。作品以小見大，通過對香雪個人命運的描寫，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的變遷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體現了現實主義文學的深刻內涵 。

 

抗戰文學所蘊含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成為當代文學的精神支柱，激勵著當代作家在創作中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當代作家在創作中，將這些精神融入到作品中，通過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節的設置，展現出人性的光輝和偉大的精神力量。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雖然以宇宙為背景，但其中所蘊含的對人類命運的關注、對科學精神的追求以及在困境中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都與抗戰文學所傳達的精神有著內在的聯系 。

 

曹文軒的兒童文學作品《草房子》，通過對桑桑等孩子成長歷程的描寫，展現了在困難和挫折面前，孩子們所展現出的堅韌和勇氣，以及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作品充滿了溫暖和希望，讓讀者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和力量，體現了抗戰文學精神在當代兒童文學中的傳承和發展 。

 

（二）對民族精神傳承的重要意義

抗戰文學在傳承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承載著中華民族在抗戰時期所展現出的偉大精神品質 。

 

抗戰文學中所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在抗戰時期，無數中華兒女為了保衛祖國，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他們的愛國情懷和犧牲精神，成為了抗戰文學的重要主題。這些作品通過對愛國英雄的歌頌和對侵略者的批判，激發了人們的愛國熱情，增強了民族自豪感和認同感 。

 

《義勇軍進行曲》作為抗戰文學的經典之作，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振奮人心的歌詞，成為了鼓舞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強勁動力。“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這句歌詞，表達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和對祖國的無限熱愛，成為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在當代社會，《義勇軍進行曲》依然激勵著人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

 

抗戰文學中所展現的英雄主義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在抗戰中，涌現出了無數的英雄人物，他們的英勇事跡和崇高精神，成為了抗戰文學的重要內容。這些作品通過對英雄人物的塑造和贊美，弘揚了英雄主義精神，激勵著人們在面對困難和挑戰時，勇往直前，無所畏懼 。

 

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在抗戰文學中被廣泛傳頌。馬寶玉、葛振林、宋學義、胡德林、胡福才五位戰士為了掩護群眾和部隊轉移，毅然決然地把敵人引上了狼牙山峰頂，在子彈打光、石塊用盡的情況下，他們寧死不屈，跳下懸崖。他們的英勇事跡，展現了中國人民的英雄氣概和無畏精神，成為了中華民族的英雄壯舉。在當代社會，狼牙山五壯士的精神依然激勵著人們在各自的崗位上，勇于擔當，無私奉獻 。

 

抗戰文學所傳達的堅韌不拔、團結一心的精神，對于增強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在抗戰時期，中國人民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挑戰，但他們始終保持著堅韌不拔的精神，團結一心，共同抗擊侵略者。這些作品通過對人民群眾抗戰生活的描寫，展現了他們在困境中不屈不撓的精神風貌，以及團結協作、共同奮斗的精神品質 。

 

《黃河大合唱》以其磅礴的氣勢和深刻的內涵，展現了中華民族在抗戰時期的堅韌不拔和團結一心。作品中，通過對黃河的贊美和對中華民族苦難歷史的回顧，表達了中國人民對祖國的熱愛和對侵略者的痛恨，以及在困境中不屈不撓、團結奮斗的精神。在當代社會，《黃河大合唱》依然能夠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增強民族凝聚力 。

 

在當代社會，傳承抗戰文學所蘊含的民族精神，對于培養人們的愛國情懷、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價值。通過閱讀抗戰文學作品，人們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抗戰歷史，感受先輩們的愛國情懷和犧牲精神，從而激發自己的愛國熱情，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 。

 

抗戰文學所傳達的民族精神，也能夠激勵人們在面對困難和挑戰時，保持堅韌不拔的精神，勇往直前，無所畏懼。在當今社會，人們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挑戰，如經濟壓力、社會競爭、環境污染等，抗戰文學所傳達的精神，能夠讓人們在困境中保持樂觀向上的態度，堅定信念，努力克服困難 。

 

抗戰文學還能夠促進民族的團結和凝聚力的增強。在當代社會，民族團結是國家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礎。抗戰文學所展現的團結一心、共同奮斗的精神，能夠讓人們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增強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促進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和合作 。

 

五、結語：永不落幕的精神史詩

 

抗戰文學，作為中華民族在血與火中淬煉出的精神瑰寶，承載著那個時代的苦難與輝煌，凝聚著民族的堅韌與不屈，具有不可估量的社會價值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是中華民族在抗戰時期的心靈寫照，以文學的形式展現了民族的心聲，傳達了人民的喜怒哀樂、恐懼與希望，成為我們了解那段歷史的珍貴資料 。

 

在抗戰的烽火歲月里，抗戰文學發揮了強大的戰斗偉力。它是鼓舞民族斗志的嘹亮號角，激勵著無數中華兒女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偉大事業中；它是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紐帶，讓全體中華兒女團結一心，共同抵御外敵入侵；它是瓦解敵人斗志的有力武器，通過揭露侵略者的暴行和本質，削弱了敵人的戰斗意志 。

 

抗戰文學還是抗戰歷史的忠實見證者。非虛構作品如實地記錄了戰爭的殘酷與壯烈，展現了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激烈戰斗，讓后人能夠直觀地感受到戰爭的硝煙和戰士們的英勇；虛構作品則深入挖掘了戰爭中的人性與命運，通過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節的設置，揭示了戰爭對人性的考驗和對社會的沖擊，使我們對戰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

 

抗戰文學所蘊含的愛國主義、英雄主義和堅韌不拔的精神，成為了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當代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代作家從抗戰文學中汲取靈感和力量，創作出一系列具有深刻思想內涵和時代價值的作品，傳承和發揚了抗戰文學的精神 。

 

在當代社會，我們應當高度重視抗戰文學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通過深入研究和廣泛傳播抗戰文學，讓更多的人了解那段歷史，感受抗戰文學的魅力和力量，從而激發人們的愛國情懷，增強民族凝聚力。抗戰文學所傳達的精神，將永遠激勵著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勇往直前，克服困難，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力量 。

 

展望未來，抗戰文學將繼續在歷史的長河中閃耀光芒。它將不斷地被后人解讀和傳承，成為連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精神橋梁。相信在抗戰文學精神的鼓舞下，中華民族必將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創造出更加輝煌的成就，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民族的偉大復興 。

 

作者簡介： 袁竹，四川德陽人，作家、畫家、文藝評論家，逍遙畫派創始人，代表著作《中國當代名家畫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國高等藝術院校名師教學范本（二）·袁竹山水畫作品選》（河北美術版）。袁竹創作小說、散文、詩歌、文學評論等400余萬字，發表在“中國作家網”“精神文明報”“四川農村報”“少年先鋒報”“作家網”“起點中文網”“喜馬拉雅”等各大媒體。歌詞《石榴紅》榮獲“詞曲中國2025當代百首優秀作品”大賽決賽金獎。 長篇小說《東升》《平遙世家》《地火長歌》在中國作家網“長篇連載”欄目連載。文學評論《新世紀蜀韻：四川作家筆下的文學版圖》《阿來：于藏地書寫中構筑文學的宏大宇宙》《〈賈平凹文選〉：當代文學靈魂的多棱折射》等四十多篇論文被中國作家網發表，其中“中國作家網文學好書2024年度十佳”系列評論引關注。“作家網”刊載《＜白毛女＞的藝術融合之旅》《山河為證：抗戰精神的時代長歌》《光影鑄魂——解碼中國電影的文明重構與精神譜系》等藝術評論50余篇。長篇小說《東升》單行本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發行。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