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深刻記錄中國農村變革的時代史詩

——讀許如亮長篇小說《風吹麥浪》

 

作者：張鋒

 

時間：上個世紀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空間：黃海之濱射陽河畔；背景：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的重大轉折時期。《風吹麥浪》向人們講述的，正是在這一特定歷史時期、這個特別地方發生的這些特色故事。

在這個激情綻放、熱情似火的七月，我結束了許如亮長篇小說《風吹麥浪》的閱讀。手上，似乎依然有農田麥收時的裊裊余香；眼前，好像小說人物次第登場的鮮活畫面；心中，猶如留下“30年河東、30年河西”巨大變化的歷史鏡頭。

一部蘇北農家的人物風華記，一幅射陽河畔的鄉村風情畫，一卷中國農村的時代風云史。這，便是《風吹麥浪》給我閱讀后的第一印象和真切感受。

 

（一）

 

如同外科手術中的微創手術一樣，對歷史的大敘事，作者選擇的是小中見大、管中窺豹的小切口。

這一故事從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說起。它發生在射陽河畔的水塘鄉蘆葦蕩村，那一方作者熟悉的人和事以及風和水。

這個家庭就是以農民常青樹一家三代人的生活為主線，第一代以爺爺常青樹為代表，老實巴交窮困潦倒一輩子；第二代以兒子常有禮為代表，與命運不斷抗爭只能混個肚兒圓；第三代以孫子常笑天為代表，擔任村黨支書乘著改革開放好時代帶領群眾過上了好日子。作者正是通過他們柴米油鹽的生活變化和喜怒哀樂的百態人生，向讀者生動、形象、真實地呈現了蘇北射陽河沿岸鄉村不同人群的生活場景和各自命運的重大變遷。

代表第一代農民的常青樹，娶了個老婆叫伍月紅。作者筆下開篇就介紹了這一對夫婦，他們倆首先是生娃高手，結婚后“伍月紅一口氣生了九個娃。”“七個男孩分別叫友正、友直、友善、友良、友明、友禮、友誠。兩個千金分別叫友愛、友情。”當然，這老倆口子更是個地地道道的種田能手、持家選手、勤勞旗手。不說老頭子如何能干，就是老婆子年輕時也是個厲害角色：“蘆葦蕩每年召開一次的群眾表彰大會上，她總能登到主席臺上，從公社領導手中領回一張生產能手或是優秀社員的獎狀……。生產隊里的集體勞動她一件都不落后，割麥子時她能把男子漢遠遠地拋在后面，栽秧時別人栽一行，她第二行已經結束了。”但就是這樣的一大家子，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于人多勞少，自然連年“超支”，一家人過著十分拮據的日子。住的是很有常氏特色的“丁頭舍子”；穿的是老大穿三年，老二穿三年，縫縫補補老三還得穿三年；吃的也往往是“一大鍋的糝子粥稀得照見人影子，或是煮了一大鍋的山芋……盡管這樣，只要鍋蓋一掀，嘩啦就見底了。因為桌子周圍擠滿了肚皮早就貼后脊梁的娃娃們，就像是在喂食一群雛雞，抓一把米撒下去，眨眼功夫就沒了。”

對于這一特別勤勞肯干且非常能干的一家，要問到底是為什么走不出窮困？作者似乎用一處閑筆便一下子點明了問題所在。他家屋后無意中生長出的一棵不結果的梨樹，被人發現了，立即被大隊書記派人連根刨了。臨走還不忘用手指頭敲著常青樹的腦袋說：“你這里裝著可是資本主義的苗，要好好改造了。”這，實際上正是長期以來農民溫飽問題無法解決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農村當時普遍存在許多荒唐現象的標準答案。

代表第二代農民的常有禮，是常青樹的小六子，從小因長著一張伶牙利齒的嘴，火花生產隊沒一個人說得過他，被人們直接稱呼“常有理”，長大了成了這個生產隊的隊長。這個小隊長的來歷，很有當年歷史的烙印。在那突出政治且政治壓倒一切的年頭，原隊長邵廣飛因一次正在墻上寫標語時，一位社員來報告有兩家人在打架，于是他撂下刷子就跑去調解，結果把個“艱苦奮斗”寫成了“艱苦不斗”，被人舉報到公社批斗，出來后就失蹤了。于是大隊領導就把已經是記工員且又能說會道的常友禮提了上來。這個友禮，不久便趕上了改革開放，在他手里，第一個贊成分田搞承包，第一個辦起磚瓦廠，第一個消滅了“丁頭舍子”，還與他的侄子常笑天一起，創造了蘆葦蕩村人的新生活。

代表第三代農民的常笑天，是生長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開始過渡的一代農民，他的身份是鄉團委書記兼村黨支部書記。在他身上，讓我們看到的是既有傳統鄉土作風、又有現代創業精神的一代新人。“或坐在村民們門前的田頭上，或站在村民屋后的小河邊，村民們樂意跟他掏心說話，無話不說，大到長什么東西增收賺錢,小到小兩口賭氣斗嘴，年老的拉著他的手像個長者交待小輩，年輕的也是毫無拘束地說著訴求，像個下屬找領導匯報工作……”。為修好村級路、征收上交款、疏浚引水渠、開發養魚塘、說服纏訪人、培育養豬典型戶、推廣塑料大棚瓜等等，他可操碎了心費盡了力，磨破了嘴皮跑斷了腿，終于使蘆葦蕩村從物質到精神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這，就是農民常氏一家人的命運；這，也是中國農民在一個特定歷史時期命運的縮影。

“命運”兩個字，自然有著不同層面的概念，有個人、家庭、地區、國家。常青樹一家三代人的經歷，讓人讀出一個時代的命運感和一個作家的使命感。

 

（二）

 

任何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的語言密碼，文化基因，風土人情。《風吹麥浪》帶給我們的，就是射陽河畔這一方鄉土、這一塊大地、這一群大眾風俗民情的系列畫卷。

那些都是曾經發生過、如今已不再或很難見到的歷史鏡頭——

“埋胎盤”，這關乎生。鄉下每一個孩子出生，都要按照老娘婆（接生婆）的交待，第一件事要把新生兒的胎盤埋入地下，而且一般要埋在來回人多的路口，說是踏的踩的人越多，標志著孩子將來越是好長，走得越遠越有出息。

“毛米粥”，這是生男孩母親的“特權”。一個女人生了男孩，必須要喝毛米粥，如果有糖還得加點糖。所謂毛米粥，其實就是用糯米煮成的粥。在過去重男輕女的傳統語境里，其寓意大概就是生男孩日子會過得甜蜜，而且全家臉上有光。

“洗三朝”“過百露”，這是對新生兒的洗禮和慶賀。前者是指小孩生下來三天要請接生婆洗澡，洗者邊洗邊唱《洗澡謠》；后者則是于孩子生下來一百天時舉辦的“百日宴”，既表示客氣和熱鬧，又表達親情和人脈。

“正日（值日）”“扯妝（催妝）”“回門”“壓床”“戳窗戶”，這都是涉及婚禮的規程。所謂“正日”，就是結婚當日，而前一天呢叫“催妝”，后一天呢叫“回門”，催妝這一天，由男方帶人將女方陪的嫁妝運到男方家，叫“發嫁妝”。“正日”頭一天晚上由一個男童陪新郎官睡覺叫“壓床”。“正日”當天新郎新娘要吃“糖、棗、圓”三道茶，寓意甜甜蜜蜜，早生貴子，團團圓圓。那一天，鬧洞房后是戳窗戶，戳時要說喜話，諸如“我是童男子，手拿紅筷子；搗破窗戶紙，看見新娘子；新郎摟新娘，明年養兒子。”“戳四角，養一桌；戳兩邊，養一千；戳中間，養一趟；戳得快，養得快，養個兒子做元帥；戳得兇，養得兇，明年養個小英雄。”

“封釘”，這是人死后棺葬的一個儀式。小說中的伍月紅走了，由舅父主持“封釘”，用兒子們的幾綹頭發放入棺材的主釘眼內，待主釘打進釘眼里棺材便封死了，安葬后“供靈”到“六七”滿時再“除靈”。

“攪筷子”，這是一種帶有迷信色彩近似陰陽對話的活動。它把幾雙筷子扎成兩把頭頂頭的直角形，然后由攪筷子的人用兩手各執兩端，一般由兩個歲數大的女性操作，理由是男性火旺高，攪不起來，女性火旺低，兩個人一邊攪著一邊詢問禱告，大多是家中逝去的長輩或平輩魂靈附體，一番對話結束，該燒紙錢的燒紙錢，該還愿的去還愿。或許是精神得到了安慰，或許是個體免疫抗體的產生，反正有的小毛小病也真的好了起來。

上面這一類，是關于射陽河畔風俗民情的記錄，《風吹麥浪》中還有關于一些打上這一地域烙印的俗語、熟語、諺語、歇后語的運用與書寫，更是為作品增色許多。由于十分熟悉的緣故，作者往往信口道來。諸如“奶罩改褲頭下降一級”“驢子下了個小兔子一代不如一代”“千里馬拉犁大材小用”“風箱里老鼠兩頭受氣”“屎殼螂掉面缸里黑白不分香臭不問”“和尚廟里借梳子摸錯了門”等等，用在特定的場合特定的人物身上，讓小說的敘事產生生動效果的同時，也為塑造人物個性提供了鮮明的辨識度。

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敘事空間，也就是自己的生活圈子，自己熟悉的生活真實。應該說，許如亮筆下的鄉土風情，正是來自射陽河畔自己親眼看到、親耳聽到以及自己親身經歷的事實，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作了仿真性的講述。這一手法，由于它具有地域故事唯一性的特征，既強化了小說表達的生活真實性，又提高了小說敘事的藝術感染力。

 

（三）

 

《風吹麥浪》的風，最值得關注的還是字里行間撲面而來的時代風云，即發生在這方大地上的世事遷徙、風起云涌的深刻變革，以及蘊含其中的人心嬗變。

從常青樹一家、蘆葦蕩一村、水塘鄉一地、射陽河一域，人們從“不爭工分這個家怎么活得下去”，到農民“就像侍候自己的孩子一樣侍候地里的麥子”；從地里頭莊稼的豐收，到村里人“五顆星”的文明，無不標志著這里發生著的巨大變化——物質的日益豐盈和社會的不斷進步。

小說中母親的去世，是一個家庭變化的節點，也是一個時代變遷的拐點。從第九章開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像春風一樣吹醒了大地，溫暖著人心，接著人民公社體制結束了，“團結一致向前看，分田到戶搞單干”的口號成為百姓大眾的心聲。打那之后，身邊的小家和熟悉的鄉村都在發生著變化，用常青樹的話說：“世道變得太快了，以前連一只雞都不讓養，說是資本主義尾巴要割掉，現在不要說養雞了，就是養豬也沒人管你，村里和鄉里不停地在廣播上講要大家各顯神通，勤勞致富。各顯什么神通呢？就是什么掙錢就做什么，村里有人挖塘養魚了，又有人栽桑養蠶了。”這實實在在的一席話，既說出了當時放開搞活的實際情況，又道出了鄉村經濟社會得以快速發展的原因所在。熟悉農村的人們還都記得，中央文件中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規定，等于是個放手讓農民發財致富的“發令槍”，從此，人們以各自的姿態、形態、狀態在致富路上奔跑。后來的成果也表明，這里說一千道一萬，概括起來就是三個字：“自由度”。為農村、農業、農民插上騰飛翅膀的，就是給了他們充分的“創業、創造、創新”的自由。說得直白點，農民有了自由度，家家走上致富路。

當然，改革開放后的鄉村，給底層的社會治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難題和課題，基層的黨政組織也迎來了新的碰撞、挑戰和考驗。那時農村普通流傳的順口溜足以說明了這一現象：一是“兩上交”（催糧款），二是“挖大鍬”（上河工），三是“帶小刀”（計劃生育），四是“防上告”（纏訪戶）。面對這些“老大難”，作者沒有半點回避，反而憑借自己的生活底氣和經驗積累，不僅情節敘述引人入勝，而且細節也描繪得活靈活現。小說中專門寫了幾個“刺頭”轉化的典型，很是意味深長。有的是“磨”破嘴皮，有的用利益調整，有的以真情打動，有的則靠群眾自治，從而把矛盾化解于萌芽時，糾紛調解在家門口。比如那三天兩頭吵鬧打架、成了村部常客的三軍子兩口子，村里調解了若干次無果。后來黨支書常笑天利用串門時間，與他倆拉家常，用“慢火”燉，“溫水”泡，“暖話”解，終于讓兩口子和好如初。又比如那愛占便宜的施七，從來就是一個難纏的主兒，村里一塊原來沒人問的野生水面要外包養魚，他卻跳出來說是他家祖傳的水塘，不準承包戶進場。結果經過常支書的軟磨硬泡，既講道理又析利害，還作了某些妥協，才得以順利施工。還比如那縣鄉知名的纏訪戶刺猬和養鴨戶王五，最終是通過“一事一議”制度性的村規民約，才逼出個群眾自治的好方法。通過這些有聲有色、有滋有味的故事，讓常笑天這個村支書的形象有血有肉，更加豐滿。

關于基層治理，熟悉農村的同志都知道，必須走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之路。因為法治的功能是一把鑰匙開多把鎖，如等距離的一杯水，必須持平；德治是多把鑰匙開一把鎖，似零距離的一壺酒，得有溫度；自治是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像近距離的一碗湯，重在傳遞。《風吹麥浪》的作者不僅生長在鄉村，而且一直從事農村工作，從村干部做到鄉黨委副書記，他了解、理解基層，知曉、熟悉鄉親，所以身邊的鮮活故事可以隨手拈來，筆下的人物形象自然栩栩如生。尤其是于這些眾多的人和事中，向讀者傳遞出一個基本的真理：你把百姓放在心上，百姓也會把你放在心上。

記得有位作家說過，作家介入生活的方式有三種：侵入、浸入、進入。我以為浸入是最佳的一種。正因為是浸入，其作品才會是自己的味道，自己的腔調。許如亮的《風吹麥浪》，正是這樣的一種介入和追求。

 

作者簡介：張鋒，男，射陽縣人；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中國楹聯學會會員；著有《長短集》《經緯集》《張鋒詩草》《藍天下的綠蔭》《秋天有點甜》《思考者》《五色土》《北緯33度》《零的突破》《鎮村古韻》《獨愛那份藍》《鶴影鄉居》《濕地之色》等作品集。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