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百合：茹志鵑文學世界的精神圖譜與歷史坐標

 

袁竹

 

2025 年，我們迎來茹志鵑誕辰百年。這位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以 "清新俊逸" 開篇、以 "犀利反思" 續章的作家，用一生的創作實踐構建了獨特的文學世界。從 1943 年《申報》副刊上的初啼之作《生活》，到 1979 年首開 "反思文學" 先河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再到晚年傾心培育文學新苗的園丁事業，茹志鵑的文學軌跡始終與時代同頻共振，卻又始終保持著獨立的審美品格。她如同一株堅韌的百合，在特殊的歷史土壤中綻放出獨特的芬芳，其作品既記錄了一個時代的精神變遷，更確立了一種超越時代的文學范式。在百年后的今天重讀其作，不僅是對文學經典的致敬，更是對一種真誠、細膩、富有勇氣的文學精神的重溫。

 

一、生命基因與文學啟蒙：苦難中的精神覺醒

 

文學創作的根系往往深植于早年的生命體驗，茹志鵑的文學世界同樣帶著童年與青年時代的深刻烙印。1925 年出生的她，恰逢中國社會劇烈動蕩的年代，"幼年家境貧寒，11 歲才斷續接受教育，少年生活漂泊不定，充滿了艱辛與苦澀"。這種顛沛流離的早年經歷，沒有消磨她對生活的感知力，反而鍛造了她堅韌的性格與敏銳的觀察力 —— 這兩種品質后來成為她文學創作的核心素養。

 

（一）底層經驗與女性意識的初萌

茹志鵑的文學起點帶著鮮明的現實印記。1943 年發表于《申報》副刊《白茅》的第一篇作品《生活》，雖不足千字，卻已顯露出成熟的創作潛質。小說中女大學畢業生謀生無門、憤而撕毀文憑的情節，既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直接控訴，也暗含著年輕作者對女性生存困境的最初思考。這種 "關注自我、關注女性" 的創作端倪，并非偶然的文學選擇，而是源于作者自身對女性命運的切身體悟。在男性主導的社會結構中，女性的生存空間本就狹窄，而戰亂與貧困更讓這種困境雪上加霜，這種生命體驗轉化為文學創作的最初動力。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發表時，18 歲的茹志鵑已投身革命洪流，成為新四軍的一員。這種雙重經歷 —— 既是底層苦難的親歷者，又是革命隊伍的參與者 —— 構成了她獨特的視角優勢。她既能體察普通民眾尤其是女性的生存艱辛，又能理解革命對個體命運的重塑力量。這種視角優勢在日后的創作中逐漸顯現，使她既能寫出革命的理想光輝，又不回避個體的情感褶皺。

 

（二）革命熔爐中的文學淬煉

新四軍的經歷是茹志鵑文學創作的重要轉折點。在部隊里，她先后擔任話劇團團員、文工團組長等職，"經歷了戰火的洗禮，見證了戰士們的英勇無畏，也感受到軍民之間的魚水深情"。這些寶貴的經歷不僅為她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更塑造了她的文學價值觀。在通宵行軍的間歇，"就著月光，墊著背包，寫下歌詞、快板、廣場秧歌劇等作品"，這種在艱苦環境中堅持創作的經歷，讓她深刻理解了文學與生活的緊密關聯。

 

1947 年，她創作的歌詞《跑得兇就打得好》獲軍區文藝創作二等獎，這一獎項既是對她創作才華的肯定，也標志著她的創作開始融入革命文藝的主流。但與當時強調宣傳功能的革命文藝不同，茹志鵑的作品從一開始就帶著對人的情感世界的關注。即使是歌詞創作，她也注重情感的真實表達，而非空洞的口號宣講。這種創作特質在新中國成立后得到進一步發展，1950 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何棟梁和金鳳》、1952 年創作的話劇《不拿槍的戰士》，雖題材仍聚焦于革命與建設，但已開始注重人物情感的細膩刻畫，為日后《百合花》的誕生埋下了伏筆。

 

1955 年從部隊轉業到上海任《文藝月報》編輯，是茹志鵑創作生涯的又一重要節點。編輯工作讓她得以接觸大量文學作品與創作人才，開闊了文學視野；而作協的平臺更讓她能夠專注于短篇小說創作。這種從實踐到理論、從創作到編輯的雙重經歷，使她對文學創作有了更系統的理解，也為她形成獨特的創作風格提供了條件。

 

二、《百合花》的美學革命：戰爭敘事中的人性之光

 

1958 年，《百合花》的發表在中國當代文壇引發了廣泛關注。這部以解放戰爭為背景的短篇小說，在當時強調宏大敘事與階級斗爭的文學語境中，以其獨特的美學風格與人性深度，成為一道清新的風景。茅盾以 "最使我滿意，也最使我感動" 給予高度評價，侯金鏡則用 "色彩柔和而不濃烈、調子優美而不高亢" 概括其藝術特色?！栋俸匣ā返某晒?，不僅在于其藝術表達的精巧，更在于其對戰爭敘事傳統的突破與革新。

 

（一）敘事策略的突破：從小視角看大時代

茹志鵑在創作談中曾說："把大東西漏了，小東西卻剩下了。" 這句話精準概括了《百合花》的敘事策略。與同時期的戰爭題材小說如《紅日》《林海雪原》等不同，《百合花》沒有描寫波瀾壯闊的戰斗場面，沒有塑造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而是將目光聚焦于 "一條被子、一個通訊員、一個新媳婦" 這些 "小東西" 上。小說以 1946 年某次總攻前夕為背景，通過小通訊員送 "我" 到前沿包扎所、向新媳婦借被子的瑣碎情節，串聯起一個關于人性與情感的動人故事。

 

這種 "以小見大" 的敘事策略，并非簡單的選材技巧，而是一種文學觀念的革新。在當時的文學語境中，戰爭敘事往往強調歷史的必然性與階級的對立性，人的情感世界被簡化為階級情感的附屬品。而茹志鵑卻認為，戰爭中的人性光輝與人情溫暖同樣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通訊員的羞澀質樸、新媳婦的善良熱情，以及他們之間由誤解到理解、由疏離到親近的情感變化，小說展現了戰爭年代普通人身上的美好品質。這種對個體情感的關注，使戰爭敘事從宏大的歷史敘述回歸到具體的人的生存體驗，豐富了戰爭文學的內涵。

 

小說對通訊員犧牲場景的處理更顯匠心。通訊員為保護群眾英勇犧牲的情節，沒有通過正面描寫來渲染悲壯，而是通過擔架員的轉述完成。這種 "側寫" 手法既避免了戰爭場面的血腥描寫，又通過 "我" 與新媳婦的情感反應，強化了犧牲的悲劇性與崇高感。正如茅盾所言，作品 "結構謹嚴、沒有閑筆"，卻 "富于抒情詩的風味"，這種抒情性正是源于對個體情感的細膩捕捉。

 

（二）象征體系的建構：百合花的多重意蘊

標題 "百合花" 是貫穿小說的核心意象，具有豐富的象征內涵。從表層看，"百合花" 是新媳婦嫁妝被子上的圖案，是一個具體可感的物象；從深層看，它承載著多重象征意義：既象征著新媳婦 "樸實美麗、純潔無瑕" 的品格，也象征著小通訊員天真爛漫、舍己為人的美好心靈，更象征著軍民間 "超越了人世間一切血緣親情的最圣潔最美好的感情"。這種多層次的象征體系，使小說的內涵更加豐富，意境更加深遠。

 

百合花作為象征意象，其獨特之處在于它的 "非政治化" 特質。在當時的文學創作中，象征往往與政治概念直接關聯，如紅旗象征革命、燈塔象征真理等。而 "百合花" 的象征意義更多指向人性的美好與情感的純粹，這種對人性本質的關注，在強調階級性的文學語境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暗示著，即使在激烈的階級斗爭與戰爭環境中，人性的光輝依然能夠超越階級與身份的界限，成為連接人與人之間的精神紐帶。

 

被子這一核心道具與百合花意象相互呼應，構成了完整的象征體系。被子作為新媳婦最珍貴的嫁妝，代表著她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期盼；而當她最終將被子蓋在通訊員的遺體上時，這種個人的美好期盼升華為對革命戰士的崇高敬意。被子的流轉過程，既是情感的傳遞過程，也是人性的升華過程。這種通過日常物品承載深刻情感的寫法，體現了茹志鵑對生活細節的敏銳洞察力。

 

（三）美學風格的確立：清新俊逸的藝術品格

《百合花》的發表標志著茹志鵑 "清新俊逸" 創作風格的正式確立。這種風格既體現在語言表達上，也體現在情感基調上。在語言上，小說的敘述語言質樸自然，沒有華麗的辭藻堆砌，卻極具表現力。如描寫通訊員 "臉漲得像個關公，訥訥半晌"，寥寥數字便將其羞澀靦腆的性格刻畫得淋漓盡致；描寫新媳婦 "不笑了，一邊聽，一邊不斷向房里瞅著"，通過細微的動作展現了她內心的猶豫與不舍。這種語言風格既源于作者對生活的細致觀察，也體現了她對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的藝術追求。

 

在情感基調上，小說呈現出 "委婉柔和、細膩優美" 的特點。侯金鏡指出，作品 "對人物感情的客觀描繪和作者注入到作品里的自己的感情，兩者統一起來，就形成了委婉柔和、細膩優美的抒情調子"。這種抒情性并非脫離現實的感傷，而是源于對人性的深刻理解與對情感的真誠尊重。無論是 "我" 對通訊員的關切，還是新媳婦對通訊員的愧疚與敬意，都表達得克制而深沉，這種 "于無聲處聽驚雷" 的情感表達，更具打動人心的力量。

 

《百合花》的成功引發了廣泛的討論。1961 年 5 月至 7 月，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先后四次舉行茹志鵑短篇小說創作討論會，侯金鏡、王西彥等評論家從題材與風格、人物創造等方面展開熱烈討論，一致肯定其創作成就。這些討論不僅確立了茹志鵑在當代文壇的地位，更推動了當時文學創作對題材多樣化與風格個性化的探索。1959 年與 1962 年，茹志鵑先后出版短篇小說集《高高的白楊樹》與《靜靜的產院》，進一步鞏固了其獨特的創作風格。

 

三、日常敘事的詩學：宏大歷史的微觀書寫

 

如果說《百合花》是茹志鵑文學風格的集中展現，那么她的其他短篇小說則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日常敘事詩學體系。在這些作品中，茹志鵑始終堅持 "將宏大敘事融入日常生活" 的創作理念，"在一個簡單、平易的事件、人物身上，使人看到整個時代脈搏的跳動"。這種創作理念既體現了她對文學與歷史關系的深刻理解，也展現了她獨特的藝術表現力。

 

（一）題材選擇的突破：從重大題材到日常生活

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創作中，"重大題材" 占據主導地位，工業建設、農業合作化、革命歷史等題材受到重點關注，而日常生活題材則被視為 "渺小" 或 "瑣碎"。茹志鵑卻大膽突破這種題材限制，將目光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從家庭關系、鄰里交往、個人成長等細微之處開掘時代主題。這種題材選擇的突破，本質上是對文學本質的回歸 —— 文學不僅要反映重大歷史事件，更要記錄普通人的生命體驗。

 

《妯娌》通過兩位青年團成員媳婦的相處之道，展現了革命理念對家庭關系的重塑。小說中，兩位媳婦 "以 ' 團員的原則 ' 相處，互相謙讓、爭相為國家作貢獻"，讓婆婆擔心妯娌失和的顧慮成為 "多余"。這種家庭關系的變化，看似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卻折射出革命理念如何滲透到普通民眾的生活中，改變著傳統的人際關系模式。《魚圩邊》則以兩個兒童 "爭相冒充社員的天真舉動"，展現了 "農業合作化" 這一重大歷史進程在基層社會的具體影響。小說沒有描寫集體勞動的宏大場面，也沒有宣講政策條文，而是通過兒童的視角，展現了合作化運動對普通民眾思想觀念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里程》對合作社運動的書寫更具深度。小說中的王三娘從 "心安理得地收下鄉親們的報酬" 到主動提出 "不要錢"，并 "在風雨中奮力修好渡口的跳板"，這一轉變過程不僅是個人思想的進步，更是 "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如何逐步深入人心、改造個體思想的宏大歷史進程" 的微觀縮影。茹志鵑通過王三娘的個體經歷，讓讀者看到宏大歷史如何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留下印記，這種書寫方式比直接的政策宣講更具感染力。

 

（二）人物塑造的革新：從英雄范式到普通個體

與題材選擇的突破相呼應，茹志鵑在人物塑造上也打破了當時的英雄范式，將普通人推到文學舞臺的中心。她筆下的人物 "鮮有傳奇色彩，多是些普通人：童養媳、新媳婦、老大娘、通訊員、文工團員……" 這些看似平凡的個體，卻承載著時代變遷的密碼，他們的命運起伏與情感波動，構成了歷史的生動注腳。

 

茹志鵑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尤為成功。在她的作品中，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屬品或革命的陪襯，而是具有獨立性格與主體意識的個體?！对诠麡鋱@里》的童養媳小英，"從家庭中出走，成長為公社果園組組長"，她的蛻變不僅是個人命運的轉折，更是 "新中國女性掙脫封建枷鎖、走向獨立的縮影"?！度缭浮分械暮未髬?，從 "鎖在鍋子邊" 的家庭婦女到 "生產組小組長"，她的角色轉換展現了新中國女性對自我價值的追求?！洞号瘯r節》的靜蘭則通過參與福利合作社，從 "因丈夫忙于工作而感到關系疏遠" 的家庭主婦，成長為實現自我價值的獨立女性，她的經歷道出了 "時代轉型中女性對自我實現的渴望"。

 

即使是對英雄人物的塑造，茹志鵑也堅持 "去傳奇化" 的原則。《百合花》中的通訊員雖然做出了舍己為人的英雄壯舉，但他的性格中充滿了普通人的特質：與 "我" 同行時 "撒開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問他籍貫時 "臉漲得像個關公，訥訥半晌"，拿被子時 "慌慌張張地轉身就走"。他肩上步槍筒里插著的樹枝，更顯露出 "對生活的熱愛與少年人的爛漫"。這種 "英雄性" 與 "平凡性" 的統一，使英雄人物更具真實感與親和力，也豐富了 "英雄" 概念的內涵。正如評論家所言，這個英雄 "迥異于同時革命題材小說中的典型英雄，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當時英雄主義基調和人物程式化的模式"。

 

（三）心理描寫的深化：個體情感的精準捕捉

細膩入微的心理描寫是茹志鵑實現 "以小見大" 的關鍵技法，也是其作品具有持久魅力的重要原因。在她的小說中，人物的心理活動不再是簡單的情感標簽，而是復雜多變的動態過程，這些心理活動既展現了個體的性格特質，也折射出時代的精神風貌。

 

《百合花》對新媳婦心理的刻畫堪稱經典。當 "我" 解釋借被子的緣由時，她 "不笑了，一邊聽，一邊不斷向房里瞅著"—— 這個細節既寫出了她對被子的珍視，也暗示了她內心的猶豫；當她最終決定借出被子時，"看看我，看看通訊員，好像在掂量我剛才那些話的斤兩"—— 寥寥數筆便展現了她從個人利益到集體利益的心理轉變。這種心理描寫沒有依賴直接的心理獨白，而是通過動作與神情的細節暗示，體現了茹志鵑高超的描寫技巧。

 

《靜靜的產院》中譚嬸嬸的心理變化同樣細膩動人。面對荷妹的新做法，她從 "覺得有些不大入味" 到 "有些生氣了"，再到 "心里還是悶悶的"，最后 "眼前忽然豁亮起來"，這種復雜的心理過程，既塑造了一個 "真實可信的老一輩勞動者形象"，也 "折射出社會轉型期人們面對新事物時的普遍心態 —— 既有對傳統的眷戀，又有對進步的渴望"。茹志鵑對這種普遍心態的精準把握，使作品超越了個人經驗的局限，達到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

 

這種心理描寫的深化，本質上是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在強調集體主義的時代語境中，個體的心理活動往往被視為 "個人主義" 的表現而受到忽視。茹志鵑卻認為，個體的情感體驗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深入挖掘個體的心理世界，才能真正理解歷史的復雜性與豐富性。這種創作理念使她的作品具有了超越時代的人文價值。

 

四、女性視角的建構：性別維度的時代觀照

 

冰心曾敏銳地指出，茹志鵑 "是以一個新中國的新婦女的觀點，來觀察、研究、分析解放前后的中國婦女的"。這種獨特的女性視角，是茹志鵑文學世界的重要特質，它不僅豐富了當代文學的敘事維度，更為理解中國女性的歷史命運提供了重要的文學范本。在男性主導的敘事傳統中，茹志鵑的女性視角猶如一束強光，照亮了被遮蔽的女性經驗世界。

 

（一）敘事視角的革新：第一人稱的女性聲音

茹志鵑偏愛采用第一人稱女性視角進行敘事，這一敘事策略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她的小說中，"我" 往往是女戰士、女護士、女干部等女性形象，如《高高的白楊樹》中的見習護士、《三走嚴莊》中的年輕女干部、《阿舒》中的女同志等。這種第一人稱視角使敘事更具真實性與親切感，也為展現女性的內心世界提供了便利。

 

通過女性 "我" 的眼睛與心靈，茹志鵑得以更深入地觀察女性的生存狀態與情感世界。在《高高的白楊樹》中，見習護士 "我" 與張愛珍、小鳳兒等女性人物的近距離接觸，使小說能夠細致地展現女性之間的情感交流與相互理解；在《三走嚴莊》中，女干部 "我" 對收黎子成長過程的見證，使讀者能夠更清晰地看到女性在革命斗爭中的成長與蛻變。這種女性之間的相互觀察與理解，構成了獨特的 "女性話語空間"，在男性主導的文學語境中具有特殊的意義。

 

第一人稱女性視角的采用，還使小說的抒情性更加濃郁。女性 "我" 的情感體驗往往更加細膩敏感，對人物的情感變化也更具洞察力。如《百合花》中的 "我" 作為女性醫護人員，既理解通訊員的羞澀靦腆，也體諒新媳婦的不舍之情，這種雙重理解使小說的情感表達更加層次豐富。正如冰心所言，茹志鵑的作品 "抓住了故事里強烈而鮮明的革命性和戰斗性，也不放過她觀察里的每一個動人的細膩和深刻的細節"，這種對細節的把握與女性視角的采用密切相關。

 

（二）女性形象的譜系：成長中的女性主體

茹志鵑在作品中塑造了豐富多彩的女性形象，這些形象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女性形象譜系，展現了中國女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存狀態與精神風貌。從年輕姑娘到老大媽，從童養媳到女干部，她筆下的女性形象涵蓋了不同年齡段、不同社會階層的女性，她們的共同特點是具有強烈的成長意識與主體意識。

 

年輕姑娘形象是茹志鵑作品中最具活力的部分。《高高的白楊樹》中的小愛珍 "熱情淳樸、把兔子當寶貝"，《新當選的團支書》中的小何 "風風火火、一心撲在工作上"，《在果樹園里》中的小英 "敢于走出舊家庭，改變自己命運"，《阿舒》中的阿舒 "愛笑愛美、不知憂愁"。這些年輕女性 "剛剛步入社會，所經歷的工作、生活都充滿著關愛和幸福"，她們 "帶著純潔天真、無憂無慮的心情來感受周圍的一切，持有對光明和美好的堅定信念"。這些形象既展現了新中國年輕女性的精神風貌，也寄托了茹志鵑對青春與理想的美好向往。

 

老大媽形象則展現了老一輩女性的成長與蛻變?！蛾P大媽》中的關大媽從普通農村婦女成長為 "冒著生命危險掩護游擊隊員" 的革命母親，被游擊隊員們稱為 "媽媽"；《如愿》中的何大媽從 "愁柴愁米" 的家庭婦女到 "熱心街道生產" 的生產組小組長，完成了從家庭角色到社會角色的轉換；《靜靜的產院》中的譚嬸嬸 "堅定地拿起了產鉗，在荷妹幫助下第一次成功完成了手術"，展現了老一輩勞動者對進步的追求。這些形象打破了 "老年女性保守落后" 的刻板印象，展現了女性在不同人生階段的成長可能性。

 

女性的成長尤其是心理成長，是茹志鵑關注的核心議題。《三走嚴莊》中的收黎子 "在土改斗爭、解放戰爭的鍛煉中，由嫻靜、溫順的年輕媳婦，成長為勇敢、干練的支前隊長"；《百合花》中的新媳婦從 "忸怩羞澀" 到主動借出被子，再到為通訊員入殮，"逐漸理解了革命的意義，也完成了自我超越"。這種心理成長的過程，本質上是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過程，它標志著女性從被動接受命運到主動把握命運的轉變。

 

（三）女性價值的重構：從家庭到社會的跨越

茹志鵑的女性敘事不僅展現了女性的成長歷程，更致力于重構女性的價值體系。在傳統社會中，女性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家庭內部，"相夫教子" 是女性的主要職責。而在茹志鵑的作品中，女性的價值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延伸到社會公共領域，女性通過參與社會勞動與革命實踐，實現了自我價值的提升。

 

《如愿》中的何大媽的轉變具有典型意義。解放前，她的生活圍繞著 "柴米油鹽" 展開，價值實現局限于家庭內部；解放后，她 "放著清福不享，熱心街道生產"，從 "鎖在鍋子邊" 的家庭婦女成為生產組小組長。這種角色轉換使她 "意識到了自己的價值和社會的關系"，認識到女性不僅能在家庭中發揮作用，更能在社會公共領域實現自我價值?！鹅o靜的產院》中的譚嬸嬸也經歷了類似的轉變，她從排斥新的接生方法到主動學習手術技術，不僅提升了自己的專業能力，更實現了從傳統接生婆到現代醫護人員的身份轉變。

 

這種從家庭到社會的跨越，不僅是空間的轉移，更是價值觀念的革新。茹志鵑通過女性形象的塑造，挑戰了 "女性天生適合家庭" 的傳統觀念，證明了女性在社會生產與公共事務中的重要作用。這種對女性價值的重構，與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歷史進程相呼應，既記錄了婦女解放的歷史成就，也推動了社會對女性價值的重新認識。正如冰心所言，茹志鵑的作品讓女性形象 "眉宇清揚，容光煥發"，這種精神面貌的變化，正是女性價值重構的生動體現。

 

五、反思與超越：新時期文學的先鋒探索

 

"十年動亂" 期間，茹志鵑的作品遭受了嚴厲的批判，"一會是 ' 中間人物 '，一會兒是 ' 反重大題材 '，' 反火藥味論 ' 也有些象，' 無沖突論 ' 也搭點界"。但這種攻擊性的批判并沒有摧毀她的創作信念，反而讓她在十年停筆的沉淀中獲得了更成熟的創作心態。1979 年，《剪輯錯了的故事》的發表，標志著茹志鵑的創作進入了新的階段，她以犀利的筆觸與創新的形式，首開 "反思文學" 的先河，展現了一個成熟作家的歷史勇氣與藝術魄力。

 

（一）歷史反思的勇氣：對極左政策的深刻批判

《剪輯錯了的故事》的突破性首先體現在其深刻的歷史反思精神上。小說通過農民老壽的視角，將革命戰爭年代與 "大躍進" 時期的干群關系進行對比，尖銳地批判了 "脫離實際的極左政策和官僚主義對基層生活的破壞"。這種批判在 1979 年的歷史語境中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它打破了對歷史的單一敘事，展現了歷史的復雜性與多面性。

 

小說采用 "時空交錯" 的敘事結構，將三個不同時期的場景并置：革命戰爭年代，干部與群眾 "肝膽相照的魚水深情"，干部 "啃著窩頭" 與群眾同甘共苦；"大躍進" 時期，干部脫離實際搞浮夸，"逼著群眾把口糧都交上去煉鋼鐵"；未來戰爭中，老壽想象著干群關系回歸魚水深情的場景。這種對比鮮明的敘事，不僅增強了文本的張力，更讓讀者直觀地感受到歷史斷裂帶來的心理沖擊。老壽的困惑與痛苦 ——"這革命到底是為了啥？"—— 不僅是個體的疑問，更是一個時代的集體反思。

 

這種歷史反思的深刻性在于，它沒有停留在對表面現象的批判，而是深入挖掘了問題的根源。小說通過張書記這一形象，展現了官僚主義如何侵蝕革命干部的理想信念，如何使干群關系從 "魚水情深" 變為 "油水分離"。這種對體制性問題的批判，在當時的文學創作中具有先鋒性。正如黃秋耘所言，茹志鵑 "對過去各個歷史時期的生活積累中的種種復雜的矛盾進行了嚴肅的思考，她無畏地面對現實，以犀利的藝術筆觸勇敢地去剖析、挖掘和鞭撻"。

 

（二）敘事形式的創新：碎片化剪輯的藝術張力

《剪輯錯了的故事》在敘事形式上的創新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小說打破了傳統的線性敘事框架，采用 "碎片化剪輯" 的敘事手法，以老壽的心理活動為主線，通過 "現實與回憶、真實與幻覺的交替呈現"，構建了一個多維度的敘事空間。這種敘事形式的創新，不僅是藝術技巧的探索，更是為了更好地表達歷史反思的主題。

 

碎片化的敘事形式與歷史斷裂的主題形成了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小說中，不同歷史時期的場景沒有按照時間順序展開，而是隨著老壽的心理活動隨意切換，這種混亂的敘事秩序恰如其分地表現了歷史斷裂帶來的認知混亂。如老壽看到 "大躍進" 時期的干部吃紅燒肉時，突然回憶起革命戰爭年代干部啃窩頭的場景，這種突然的時空跳轉，既表現了老壽內心的震驚與困惑，也強化了兩個時期的對比。

 

這種敘事形式的創新，拓展了短篇小說的表現空間。在傳統的線性敘事中，歷史反思往往難以擺脫說教的痕跡；而碎片化的敘事則通過場景的并置與對比，讓讀者自己體會歷史的變化，這種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的表達效果，更具藝術感染力。同時，這種敘事形式也展現了茹志鵑開闊的藝術視野，她吸收了現代主義文學的敘事技巧，卻又將其融入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中，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

 

（三）反思主題的延伸：從歷史到人性的追問

《剪輯錯了的故事》之后，茹志鵑又相繼創作了《草原上的小路》《兒女情》《家務事》等一系列作品，將反思主題從歷史批判延伸到人性追問，展現了更廣闊的反思視野。這些作品雖然仍以日常生活為題材，但 "直接、明顯涉及社會生活中某些重要的激烈的矛盾沖突"，體現了作者對社會現實的深刻關注。

 

《草原上的小路》通過草原石油城兩個年輕人的愛情故事，"揭露和譴責某些干部官復原職后，把人民群眾甚至曾經共患難的老戰友、老同事、老部下的疾苦和冤屈統統置諸腦后，只求保住自己的 ' 烏紗帽 '"。小說將個人愛情與官場生態相結合，既展現了年輕人的愛情理想，也批判了官僚主義的腐朽本質?！秲号椤穭t通過革命老媽媽田井與兒子的矛盾，探討了革命理想與個人生活的關系。田井 "憑一己之力把兒子撫養成人"，希望安排好兒子的工作和生活，卻遭到兒子的拒絕，這種矛盾既反映了代際觀念的差異，也追問了革命的終極意義 —— 革命到底是為了人的幸福，還是為了抽象的理想？

 

《家務事》的反思更為細膩，它通過一個普通家庭的遭遇 ——"丈夫支援小三線，大女兒去插隊，' 我 ' 要去干校參加 ' 斗批改 '，留在家里的只有八歲的小女兒淘淘一人"—— 展現了 "十年動亂" 對普通家庭的摧殘。小說沒有描寫激烈的政治斗爭，而是通過家庭的破碎、親情的疏離，展現了動亂的破壞性。這種從 "家務事" 看 "國家事" 的寫法，體現了茹志鵑一貫的創作風格，也讓歷史反思更具人情味與感染力。正如她在《漫談我的創作經歷》中所說："在任何社會里，超脫于政治、經濟以外的，單純的家務事、兒女情是不存在的，每個人的命運都在那里發生變化，每個人命運的變化都跟國家的大事相關聯著"。

 

六、文學薪火的傳遞：作為園丁的茹志鵑

 

1985 年創作《喜筵》之后，茹志鵑的工作重心逐漸從個人創作轉移到文學組織工作與青年培養上。擔任中國作協上海分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兼《上海文學》副主編期間，她將主要精力放在了 "為年輕人創造點條件" 上，成為文學薪火的傳遞者。這種從作家到園丁的角色轉換，不僅展現了她的人格魅力，更對當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青年人才的發掘：不拘一格降人才

茹志鵑發掘青年人才的眼光獨到而精準，她打破身份、學歷的限制，只要發現對方具有文學才華與創作潛力，就會不遺余力地給予幫助。1985 年，在她的主持下，作協上海分會從上海工廠調進了四位有才能的年輕人 —— 作家趙長天、劇作家宗福先、評論家吳亮、評論家程德培。這一舉措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新民晚報》為此開設專欄 "作協新來的年輕人"，連續四天進行專訪。這四位年輕人后來都成為當代文壇的重要力量，證明了茹志鵑發掘人才的遠見卓識。

 

對宗福先的培養堪稱一段佳話。1971 年，還是上海熱處理廠青年工人的宗福先，因哮喘病發請了八個月長病假，期間創作了 37 萬字的小說《政策》。經人介紹，他將稿件送到茹志鵑家里，沒想到茹志鵑不僅認真閱讀了稿件，還親自上門反饋意見。她直言不諱地指出作品的缺點："你根本不懂怎么創作，37 萬字的小說都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但同時又肯定了他的才華："你年紀那么輕就有這么好的語言，你還有自己的想法，對當時的社會表達了一種不同的看法，有這兩條你就可以走上創作的道路"。這番話既指出了問題，又給予了鼓勵，讓宗福先找到了創作的方向。后來宗福先創作的《于無聲處》成為新時期話劇的經典之作，與茹志鵑的早期鼓勵密不可分。

 

對鐵凝的發掘同樣體現了她的敏銳眼光。1978 年，年輕的鐵凝創作了小說《夜路》，被人推薦給茹志鵑。茹志鵑 "敏銳地發現了鐵凝的文學才華"，不僅將《夜路》發在《上海文藝》當年第 5 期的頭條，還為小說撰寫了評論《讀鐵凝的〈夜路〉之后》。這篇評論是國內第一篇研究鐵凝小說的文章，對鐵凝的創作給予了極大的肯定，為她的文學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文學新人的培養：鋪路搭橋甘為人梯

茹志鵑培養青年作者的方式多樣而務實，她不僅給予具體的創作指導，更注重為他們創造展示才華的平臺與發展的機會。1985 年，她拍板創辦了 "上海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以學習班的形式邀請全國著名作家、評論家給上海青年作者上課。這種集中培訓的方式在當時 "領全國風氣之先"，促使金宇澄、阮海彪、殷慧芬等一批青年作者脫穎而出。這些作者后來成為上海文學乃至全國文學的中堅力量，他們的成長離不開茹志鵑搭建的平臺。

 

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擔任《文藝月報》編輯時，茹志鵑就開始了青年培養工作。她深入基層，發掘新人，"從談素材、構思，一直到修改具體作品，推出了許多優秀的作品"。作為上海市工人文化宮工人寫作學習班的輔導員，她更是將大量時間投入到工人作者的培養中。這種深入基層的培養方式，使她能夠接觸到最鮮活的創作力量，也讓青年作者能夠得到最直接的指導。

 

茹志鵑的培養工作始終堅持 "尊重個性、鼓勵創新" 的原則。她從不將自己的創作理念強加給青年作者，而是鼓勵他們形成自己的創作風格。對女兒王安憶的培養更是體現了這一原則。她奉行 "不去管她，讓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 的原則，任憑女兒在文學道路上馳騁。即使在王安憶成名之后，她也很少干預其創作，甚至 "不看其作品，更遑論具體指點"。這種 "放手" 的培養方式，反而讓王安憶 "較快形成自己的一種表現方式"。1980 年，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與王安憶的《誰是未來的中隊長》同時獲獎，成為文壇佳話。王安憶后來成為當代文學的領軍人物，與茹志鵑的這種培養理念密不可分。

 

（三）文學精神的傳承：從創作到人格的影響

茹志鵑對青年作者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創作層面，更體現在人格與文學精神層面。她的創作態度 —— 對生活的真誠觀察、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對藝術的執著追求 —— 成為青年作者學習的榜樣。她的人格魅力 —— 正直、善良、樂于奉獻、不慕名利 —— 更贏得了青年作者的尊敬與愛戴。

 

鄧友梅在《阿姐志鵑》中回憶，曾問她為什么要擔任會影響寫作的行政工作，她回答："我想為年輕人創造點條件，叫他們早點出來，他們有才能缺少經驗，要有人幫助解決困難才能闖出一條路來，我愿為他們鋪路。" 這番話樸實而真誠，展現了她的奉獻精神。這種 "甘為鋪路石" 的精神，影響了一代青年作者，讓他們不僅學會了如何寫作，更學會了如何做人。

 

茹志鵑的文學精神通過青年作者的創作得到了傳承與發展。王安憶的創作繼承了母親 "以小見大" 的敘事傳統，在《長恨歌》《富萍》等作品中，通過普通人的生活經歷展現時代的變遷；鐵凝的創作則延續了茹志鵑對女性命運的關注，在《玫瑰門》《大浴女》等作品中深入探索女性的內心世界。這些青年作者的創作雖然各具特色，但都或多或少地帶有茹志鵑文學精神的印記，這種精神的傳承，使茹志鵑的文學影響得以延續。

 

七、百年回響：茹志鵑的文學遺產與歷史地位

 

百年歲月流轉，茹志鵑的作品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她的多部作品被選為紅色經典，收入各種教材，成為幾代人的文學記憶；她筆下的人物形象 —— 羞澀的通訊員、善良的新媳婦、堅韌的何大媽 —— 依然鮮活地存在于讀者心中。在當代文學的歷史坐標系中，茹志鵑以其獨特的創作風格與深刻的思想內涵，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她的文學遺產不僅豐富了當代文學的寶庫，更為后世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創作啟示。

 

（一）文學范式的建構：日常敘事的經典范本

茹志鵑最重要的文學遺產是她建構的日常敘事范式。在強調宏大敘事的時代，她堅持從日常生活中開掘文學的價值，通過 "以小見大" 的敘事策略，將普通個體的命運與時代的脈搏緊密相連。這種敘事范式既避免了宏大敘事的空泛與僵化，又克服了日常敘事的瑣碎與淺薄，實現了個人經驗與歷史真實的統一。

 

這一敘事范式的核心要素包括：一是對日常生活細節的重視，如《百合花》中的被子、《里程》中的渡船、《靜靜的產院》中的產鉗等，這些日常物品成為承載情感與意義的重要載體；二是對個體情感的關注，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使作品具有強烈的情感感染力；三是對時代主題的含蓄表達，不直接宣講政治理念，而是通過人物的命運與情感變化間接體現時代精神。

 

這種敘事范式對當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汪曾祺的市井敘事、池莉的新寫實小說、王安憶的上海敘事，都在不同程度上繼承了茹志鵑的日常敘事傳統。他們都注重從日常生活中發掘文學意義，通過普通個體的經歷展現時代的變遷。這種敘事范式的傳承與發展，證明了茹志鵑文學創作的前瞻性與生命力。

 

（二）女性文學的開拓：性別敘事的重要起點

茹志鵑在女性文學領域的開拓性貢獻同樣不可忽視。她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位形成獨特女性視角的作家，她的創作打破了男性主導的敘事傳統，為女性文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她塑造的女性形象譜系，展現了中國女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成長與蛻變，為理解女性的歷史命運提供了重要的文學參照。

 

她的女性敘事具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將女性的個體成長與時代發展相結合，避免了女性敘事的封閉性與狹隘性；二是注重女性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支持，構建了獨特的女性話語空間。這兩個特點對后來的女性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無論是張潔的《方舟》、諶容的《人到中年》，還是鐵凝的《玫瑰門》，都延續了這種將女性命運與時代相結合的敘事傳統。

 

茹志鵑的女性敘事還為當代女性文學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女性文學既要關注女性的特殊經驗與情感世界，又要避免陷入 "性別對立" 的誤區；既要強調女性的主體性與獨立性，又要重視女性與社會、時代的聯系。這種平衡的女性敘事理念，使她的作品既具有鮮明的性別意識，又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

 

（三）文學精神的啟示：真誠與勇氣的創作態度

茹志鵑的文學精神 —— 對生活的真誠、對藝術的執著、對歷史的勇氣 —— 對當代作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她的創作中，真誠是第一位的，她始終堅持從自己的生命體驗與觀察出發，不迎合潮流，不回避矛盾。無論是《百合花》對人性美好的真誠贊美，還是《剪輯錯了的故事》對歷史錯誤的勇敢反思，都體現了這種真誠的創作態度。

 

對藝術的執著追求是她創作成功的重要原因。她注重藝術技巧的探索與創新，從《百合花》的象征手法到《剪輯錯了的故事》的碎片化敘事，她始終在尋求最適合表達主題的藝術形式。這種對藝術的精益求精，使她的作品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又具有高超的藝術水準。

 

面對歷史與現實的勇氣，更展現了她的作家擔當。在 "左" 傾思想盛行的年代，她堅持自己的創作風格，不隨波逐流；在歷史反思的年代，她又勇敢地突破禁區，直面歷史的傷痛。這種勇氣源于她對文學價值的堅定信念，正如她在《〈百合花〉后記》中所說："這是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世界觀。我愿意他們存在下去，因為他們有存在的價值"，"文學作品的質量有高低之別，而不存在重大與渺小之分"。

 

結語：永遠盛開的百合花

 

百年誕辰之際，重讀茹志鵑的作品，我們依然能被其中的人性光輝與藝術魅力所打動?！栋俸匣ā分心菞l灑滿百合花的被子，依然象征著人性的美好與情感的純粹；《剪輯錯了的故事》中老壽的困惑與追問，依然引發著我們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她筆下那些普通而鮮活的人物，依然在訴說著時代的變遷與人性的永恒。

 

茹志鵑如同一朵盛開在文學殿堂的百合花，她的作品 "散發出淡雅而永久的芬芳"。這種芬芳既來自她清新俊逸的藝術風格，更來自她真誠細膩的人文情懷與勇敢無畏的歷史擔當。在文學潮流不斷更迭的今天，她的作品之所以能夠穿越時空，保持持久的生命力，正是因為她始終堅持從生活出發、從人性出發、從藝術出發，始終堅守著文學的本質與價值。

 

百年百合，歷久彌香。茹志鵑的文學世界不僅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人類精神寶庫的珍貴財富。她的文學范式、女性敘事與創作精神，將繼續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與讀者，激勵著人們在文學的道路上追求真誠、堅守良知、探索創新。這朵永不凋零的百合花，將永遠在中國文學史上綻放出耀眼的光芒。

 

作者簡介：袁竹，四川德陽人，作家、畫家、文藝評論家，逍遙畫派創始人，代表著作《中國當代名家畫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國高等藝術院校名師教學范本（二）·袁竹山水畫作品選》（河北美術版）。袁竹創作文學評論、小說、散文、詩歌等400余萬字，發表在“中國作家網”“精神文明報”“四川農村報”“少年先鋒報”等各大媒體。歌詞《石榴紅》榮獲金獎。 長篇小說《東升》《平遙世家》《地火長歌》在中國作家網“長篇連載”欄目連載?！捌瘘c中文網”刋載長篇小說《釷帝》《夢海拾星》《逆襲修道》《黃土的呼喚》《三星堆·青銅戀歌》《逆天修道不逆天》《穿梭夢境的未來探秘人》等；七貓《縱橫中文網》連載長篇小說《靈樞》《記憶編碼》《大道至簡》《九根十三釵》《畫骨戲恩仇》《霓虹下的舊手機》《外賣小哥奇遇保時捷女》，“喜馬拉雅”發表長篇小說《一代宗師黃賓虹》《大文豪魯迅》《藝術大師新鳳霞》等。文學評論《四秩風華：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時代華章與未來新程》《從航海羅盤到數字星圖：中國文化出海的文明重構與范式革命》《新世紀蜀韻：四川作家筆下的文學版圖》《阿來：于藏地書寫中構筑文學的宏大宇宙》《〈賈平凹文選〉：當代文學靈魂的多棱折射》《于時光褶皺處，探尋人性微光 ——賈平凹長篇小說〈消息〉的深度剖析》等三十多篇論文被中國作家網發表，其中“中國作家網文學好書2024年度十佳”系列評論引關注?！蹲骷揖W》發表《數字浪潮下，中國文化出海的星辰征途》《百年筆耕鑄魂，八十載文學烽火 ——徐光耀的文學史詩》《時代浪潮下的靈魂鏡像與文學回響——葉辛“知識分子心靈三部曲”》《大地與靈魂的敘事詩 ——論劉亮程及其作品的境界》《于文學星河中閃耀的星辰——探秘張俊彪》等文學評論?！叭A文月刊”網絡平臺2025年10月連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雄渾史詩——評張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十評張俊彪〉選載之五：探秘張俊彪：于文學星河中閃耀的星辰》《〈十評張俊彪〉選載之六：跨越鴻溝的書寫：當隴東遇見桑給巴爾》《〈十評張俊彪〉選載之七：論古爾納與張俊彪的文學對話及人類精神共振》，“華文月刊”雜志2025年第11期刊發長篇文藝評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雄渾史詩——評張俊彪的《幻化》三部曲》。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