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與精神的雙螺旋中重構先驅肖像

——評史飛翔《劉半農年譜新編》

 

袁竹

 

一、史料的考古：在文獻褶皺里打撈精神密碼

 

年譜的價值，首在史料。史飛翔深諳此道，他的研究從一開始就展現出考古學家般的審慎與執著。面對浩如煙海的民國期刊，他如同破譯密碼的專家，在《北京大學日刊》的油墨殘跡里捕捉劉半農參與國語運動的思想軌跡，從《國語月刊》的欄目設置中還原語音實驗學的萌芽現場。那些泛黃的手稿上，修改的墨跡不僅是文字的迭代，更是思想演進的年輪。比如劉半農在《四聲實驗錄》初稿中反復圈點的江陰方言標注，暴露出他從文學青年向科學先驅轉型的認知陣痛。彼時，白話文運動雖已風起云涌，但在語音學領域，傳統音韻學根深蒂固，劉半農引入西方實驗方法，無疑是一場艱難的突圍。手稿中，他對江陰方言聲調的標注一改再改，反映出他在探索漢語聲調科學規律時的迷茫與堅定。他試圖打破傳統音韻學的模糊表述，用精確的實驗數據為漢語聲調正名，這一過程充滿了荊棘與挑戰。

 

實地考察則為史料注入了生命的溫度。2023 年春，江陰劉氏故居的青磚黛瓦間，史飛翔觸摸到少年劉半農的成長肌理：故居書桌抽屜內側的 "辨聲記" 殘頁，將文獻中冰冷的學術名詞轉化為具象的童年志趣。那泛黃的紙張上，歪歪扭扭的字跡記錄著劉半農年少時對家鄉方言獨特聲調的好奇與探索，這一發現宛如一把鑰匙，打開了理解他日后投身語音研究的大門。博物館里陳列的鄉賢書信，揭示出江南文化傳統對其 "文以載道" 觀念的潛在塑造。這些書信中，既有對家族文化傳承的殷切期望，也有對社會民生的關注與思考，讓我們看到劉半農成長于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和家國情懷的環境中，為他日后以筆為劍、以學術救國的人生選擇埋下了伏筆。

 

當史飛翔在北大紅樓舊址重走劉半農當年的通勤路線時，突然頓悟：這條從實驗室到編輯部的短短路程，正是一代學人 "白天搞科學實驗，夜晚寫戰斗檄文" 的精神拋物線，而紅樓的窗欞上，仿佛還映照著 1917 年那個冬夜，劉半農與陳獨秀、胡適激烈討論白話文時的身影。在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北大紅樓不僅是知識的殿堂，更是思想交鋒的戰場。劉半農白天在實驗室里專注于語音實驗，用精密的儀器測量、分析漢語的聲韻調，試圖為國語統一奠定科學基礎；夜晚則在編輯部里奮筆疾書，以犀利的文字批判舊文化、舊禮教，為白話文運動搖旗吶喊。他的身影在實驗室與編輯部之間穿梭，象征著他在學術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雙重擔當。

 

考據的功力更體現在對歷史疑云的廓清上。針對徐瑞岳舊譜中關于劉半農翻譯王爾德《獄中記》首發刊物的爭議，史飛翔展現出偵探般的縝密：他比對了《新青年》與《小說月報》的原始目錄，查閱了北大學術檔案，甚至從周作人日記的邊角注中找到關鍵證據。在那個沒有電子數據庫的時代，史飛翔如同大海撈針般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搜尋線索。他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反復比對不同版本的刊物、檔案，從字里行間尋找蛛絲馬跡。最終，他以確鑿的證據證明了劉半農翻譯《獄中記》的首發刊物，為這一學術爭議畫上了句號。

 

這種 "為一字而窮經" 的治學態度，在考證 1931 年 "中法學術考察團事件" 時達到頂峰。通過梳理外交部檔案、考察團成員通信集，他不僅還原了事件全貌，更揭示出劉半農在學術獨立與民族大義之間的艱難抉擇，讓歷史人物從平面的符號變成立體的存在。中法學術考察團事件是民國時期中外合作考察中的一個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到學術、政治、民族等多方面的復雜因素。在考察途中，中法團員之間在汽車掛旗、待遇及拍照等方面產生諸多糾紛，至中國團員被毆之后，雙方矛盾激化。史飛翔通過深入研究外交部檔案，了解到國民政府在這一事件中的態度與決策過程；通過分析考察團成員通信集，還原了團員之間矛盾產生的具體場景和原因。他發現，劉半農在這一事件中，始終堅持學術獨立和民族尊嚴，堅決反對法方的不合理要求和侵犯行為。但同時，他也面臨著來自國內輿論、政府壓力以及考察團內部復雜關系的多重困境。他的每一個決策都充滿了艱難與掙扎，這些細節讓我們看到了劉半農作為一個學者和愛國志士的擔當與情懷。

 

二、方法的革命：在雙軌敘事中構建精神譜系

 

史飛翔的創新，在于打破了傳統年譜 "以事系年" 的線性框架，開創了 "文獻考據 + 田野調查" 的雙軌敘事模式。這種方法論的突破，本質上是歷史文獻學與文化人類學的聯姻，讓學術研究既保持了文獻的嚴謹性，又獲得了現場的鮮活性。在江陰考察時，他不僅關注官方史料，更注重 "非文本記憶"：老人口中關于劉半農少年時辨識鄉音的傳說，看似瑣碎，卻與《江陰方言聲調實驗錄》形成互文，揭示出其學術興趣的民間淵源；宗祠碑刻上的劉氏家訓，默默注解著 "耕讀傳家" 傳統對其人格的塑造。空間敘事成為解讀精神世界的新維度。當史飛翔站在巴黎大學語音實驗室舊址，遙想 1920 年代劉半農在此學習現代聲學技術的情景，突然發現：這位曾在《新青年》上倡導 "文學改良" 的斗士，為何會醉心于看似冰冷的語音實驗？答案藏在時代的裂縫里 —— 當列強以語言文化為侵略工具時，"國語統一" 不再是單純的學術命題，而是重構民族認同的文化戰略。這種將個體選擇置于時代坐標系中的解讀，讓劉半農的每一次學術轉向都成為思想史的注腳：從提倡 "俗文學" 到研究民歌民謠，從創作《賣蘿卜的詩人》到翻譯《茶花女》，看似分散的文化實踐，實則是圍繞 "人的文學" 與 "科學精神" 展開的系統工程。更值得稱道的是，史飛翔善于在細節中發現歷史的深層邏輯。比如，他注意到劉半農在不同時期的書信中，對 "實驗" 一詞的使用頻率與內涵變化：1918 年給錢玄同的信中，"實驗" 還帶著文學改良的試探性；而 1925 年致趙元任的信函里，這個詞已充滿科學實證的自信。這種語言符號的演變軌跡，暗合著中國現代學術從傳統考據向科學研究的范式轉型。通過將劉半農的學術生涯分解為 "文學啟蒙 — 科學轉向 — 文化整合" 三個階段，史飛翔構建起一個知識分子在時代裂變中自我重構的精神模型。

 

在這個精神模型中，文學啟蒙是劉半農踏上新文化運動征程的起點。1917 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拉開了文學革命的序幕，劉半農迅速響應，在《新青年》上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從形式到內容對文學革命提出深刻見解。他主張文學應表現自我的真情實感，打破舊韻，重造新韻，增多詩體，以今語作曲，采用新式標點符號等。這些觀點猶如一顆重磅炸彈，在當時的文壇引起了強烈反響。他還與錢玄同上演了著名的 "雙簧戲"，錢玄同化名 "王敬軒"，模仿舊文人的口吻，對新文化運動進行百般挑剔和攻擊，劉半農則以犀利的言辭予以回擊。這場 "雙簧戲" 巧妙地將新文化運動的主張與舊文化的弊端進行了鮮明對比，吸引了更多人對新文化運動的關注，推動了文學革命的深入發展。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推進，劉半農逐漸意識到，僅僅在文學領域進行改革是不夠的，還需要從更根本的語言層面入手。于是，他踏上了科學轉向的道路。1920 年，他遠渡重洋，前往英國倫敦大學院學習實驗語音學，后又轉入法國巴黎大學。在歐洲的求學經歷，讓他接觸到了先進的語音學理論和實驗方法，也讓他深刻認識到漢語語音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當時，中國的語音學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傳統的音韻學方法難以滿足現代語言學的需求。劉半農決心引入西方的實驗方法，為漢語語音研究開辟新的道路。他在法國期間，克服了重重困難，不僅要學習復雜的語音學知識，還要旁聽理工科院系的課程，以便自己設計和制造實驗設備。他首次發現了漢語聲調的本質是語音基頻的變化，并發明了測量儀器 "音高推斷尺"。他的《四聲實驗錄》用實驗方法測定了 12 處的聲調，解決了中國聲韻學上 1500 年來一直琢磨不清的四聲問題，成為中國語音學發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學成回國后，劉半農進入了文化整合階段。他將自己在文學和語音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融合，致力于推動國語統一和文化傳承。他在北京大學建立了語音樂律實驗室，這是中國第一個語音樂律實驗室，為語音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臺。他還積極參與民間文藝學的研究，倡導新詩創作向歌謠學習，首倡歌謠征集與研究，使民間文學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并為之在學術界爭取了合法地位。他校點出版了唐韓偓的《香奩集》、清董若雨的《西游補》、張南莊的《何典》等古典文學作品，為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做出了貢獻。在這個階段，劉半農的學術研究不再局限于某個單一的領域，而是呈現出一種多元融合的態勢。他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將文學、語言學、民俗學等多個學科的知識融會貫通，構建一個更加完整的文化體系，以應對當時中國社會面臨的文化困境。

 

史飛翔通過對劉半農學術生涯的細致梳理，不僅展現了劉半農個人的精神成長歷程，也揭示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時代變革中的思考與探索。劉半農從一個文學青年成長為一位跨學科的學術大師，他的每一次轉變都與時代的需求緊密相連。他在文學啟蒙階段，以筆為武器，批判舊文化，倡導新文化，喚醒民眾的思想覺悟；在科學轉向階段，他追求真理，勇于創新，為中國語音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文化整合階段，他立足本土，融合中西，致力于傳承和發展中華民族的文化。他的精神世界充滿了矛盾與統一，既有對傳統文化的深厚情感，又有對西方文化的開放態度；既有對學術的執著追求，又有對社會的強烈責任感。史飛翔的研究讓我們看到，劉半農不僅僅是一個個體，更是一個時代的象征，他代表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面對民族危機和文化轉型時所做出的努力和貢獻。

 

三、視角的超越：在個體與時代的共振中解碼精神基因

 

這部年譜的真正價值，在于超越了個體生平的記錄，成為解讀五四精神的密碼本。史飛翔以思想史的視角，將劉半農的生命軌跡置于多重歷史語境中：在 "語言革命" 的維度，他揭示出 "白話文運動" 背后的深層動因 —— 當文言文淪為士大夫的文化特權，劉半農等人倡導的白話文不僅是表達工具的革新，更是打破文化壟斷、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實踐；在 "科學救國" 的維度，他通過劉半農與蔡元培、陳獨秀的交往細節，展現出北大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精神如何孕育出跨學科的學術創新；在 "中西文化碰撞" 的維度，他剖析劉半農既翻譯惠特曼詩歌又整理《敦煌掇瑣》的文化立場，揭示出五四知識分子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理性平衡。

 

人物交往史成為透視時代精神的棱鏡。書中對劉半農與魯迅、周作人兄弟的關系梳理，堪稱經典：1918 年，劉半農與錢玄同合演 "雙簧信"，魯迅在旁擊節叫好，展現出新文化陣營的協同作戰；1920 年代，劉半農專注于語音研究，魯迅則在文學領域深耕，看似分道揚鑣，實則是新文化運動的不同方面軍；而 1930 年代，面對民族危機，兩人又在 "大眾語" 運動中殊途同歸。這種既合作又競爭、既分岔又匯合的關系，正是五四知識分子精神生態的縮影。史飛翔特別注意到，劉半農與趙元任在語音實驗中的合作細節 —— 一個擅長理論建構，一個精于技術操作，這種學科交叉的典范，恰是中國現代學術起步階段的珍貴遺產。

 

在史飛翔筆下，劉半農的精神世界充滿了張力：他既是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曾在《新青年》上痛斥舊禮教；又是傳統文化的守護者，晚年致力于《切韻》研究；他推崇西方科學方法，卻在民間文學整理中發現本土文化的現代價值。這種看似矛盾的特質，恰恰是五四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征 —— 他們在傳統與現代的裂縫中尋找平衡點，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建構新的文化認同。史飛翔沒有回避劉半農的時代局限，而是客觀分析其 "保守" 面背后的文化自覺，比如對 "大眾語" 運動的反思，實則是對語言大眾化與文化精英化的辯證思考，這種復雜性讓歷史人物更具真實感。

 

劉半農在新文化運動中，以其獨特的思想和行動，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思想和行為，不僅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社會需求，也為我們今天的文化建設和思想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和啟示。

 

從劉半農對白話文運動的推動來看，他深刻認識到文言文在傳播知識和思想方面的局限性，積極倡導白話文，使文學能夠更廣泛地普及到大眾中。他的這一主張，打破了文言文對文化的壟斷，為新文化的傳播開辟了道路。在當時，文言文是士大夫階層的專屬，普通民眾很難接觸和理解高深的文言文作品。劉半農認為，只有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來表達思想和情感，才能讓更多的人參與到新文化運動中來，從而實現思想的解放和社會的進步。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如《我之文學改良觀》等，系統地闡述了自己對白話文運動的見解，從理論上為白話文的推廣提供了支持。他還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用白話文寫出了許多優秀的詩歌和散文，如《教我如何不想她》等，這些作品以其清新自然的語言風格和真摯深沉的情感表達，深受廣大讀者喜愛，也為白話文的普及起到了示范作用。

 

劉半農對科學方法的引入和運用，為中國學術研究帶來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在語音學研究中，借鑒西方先進的實驗方法，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語音樂律實驗室，通過科學實驗來研究漢語的聲韻調等語音現象。這種科學方法的運用，使中國的語音學研究擺脫了傳統音韻學的主觀臆斷和模糊表述，走上了科學化、規范化的道路。他的《四聲實驗錄》用實驗方法測定了 12 處的聲調，解決了中國聲韻學上 1500 年來一直琢磨不清的四聲問題，為漢語語音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還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將中國的語音學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提高了中國學術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劉半農始終保持著理性和開放的態度。他既積極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又注重傳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他翻譯了許多西方文學作品，如惠特曼的詩歌等，將西方的文學思潮和創作方法引入中國，為中國文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他也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如校點出版古典文學作品《香奩集》《西游補》《何典》等，參與民間文藝學的研究，倡導新詩創作向歌謠學習等。他的這些努力，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劉半農與同時代學人的交往和思想碰撞，也為我們展現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和思想生態。他與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趙元任等眾多學者之間的合作與爭論，不僅豐富了他個人的思想內涵，也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他與錢玄同的 "雙簧戲"，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吸引了更多人對新文化運動的關注；他與魯迅在文學創作和思想觀念上的相互影響，體現了五四文人之間的惺惺相惜和共同追求；他與趙元任在語音實驗中的合作，展示了學科交叉的優勢和創新精神。這些交往和互動，不僅促進了學術的進步，也為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學術的溫度：在史家情懷中照見精神傳承

 

一部真正優秀的學術著作，必然深深浸潤著作者的精神體溫，史飛翔對劉半農的研究正是如此。他的研究始于學術責任，卻終于一場深刻的精神共鳴。在江陰考察時，史飛翔站在劉半農少年時用過的硯臺前，思緒萬千。這方小小的硯臺，承載著劉半農年少時的夢想與追求，也勾起了史飛翔自己多年前在圖書館初見《半農雜文》時的震撼。那一刻，他仿佛穿越時空，與劉半農進行了一次心靈的對話，那種對 "真學問、真性情" 的向往，從此成為貫穿他研究的情感主線。

 

在整理劉半農書信的過程中，史飛翔常常被字里行間流露出的赤子之心所打動。寫給妻子的家書里，劉半農傾訴著自己對學術的癡迷，同時也表達了對家庭的愧疚。他常年奔波于學術研究的道路上，無法給予家人更多的陪伴，但他對家人的愛卻絲毫未減。在致友人的信函中，既有對學術問題的嚴謹探討，又有對生活瑣事的溫情分享。這些書信，讓史飛翔看到了一個立體的劉半農，他不僅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學者，更是一個有血有肉、充滿情感的普通人。這種 "沉浸式" 的研究，讓史飛翔的文字跳出了冰冷的學術語言的束縛，充滿了濃濃的人文關懷。他不再是簡單地記錄歷史，而是在與歷史人物對話，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傳遞他們的精神力量。

 

史飛翔的學術素養在《劉半農年譜新編》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作為一位深耕中國現當代文學多年的學者，他對五四時期的文化語境有著精準的把握，對相關人物的研究成果更是如數家珍。在分析劉半農的翻譯思想時，他不僅詳細梳理了其譯著的版本流變，還將其巧妙地置于中國翻譯史上的 "直譯" 與 "意譯" 之爭中進行探討。他指出，劉半農的翻譯實踐極大地促進了現代漢語的豐富性。劉半農在翻譯過程中，不拘泥于傳統的翻譯方法，而是大膽創新，嘗試將西方文學的表現手法和語言風格引入中國，為現代漢語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譯著不僅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也對后世的翻譯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探討劉半農的詩歌創作時，史飛翔結合當時的詩學論爭，深入揭示出《揚鞭集》對中國新詩形式建設的重要貢獻。《揚鞭集》是劉半農的重要詩集之一，其中的詩歌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史飛翔通過對《揚鞭集》的研究，發現劉半農在詩歌創作中積極探索新的形式和表現手法，他打破了傳統詩歌的格律束縛，采用自由詩的形式，更加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他還注重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將方言、民謠等元素融入詩歌創作中，使詩歌更具生活氣息和地域特色。這些創新的嘗試，為中國新詩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對中國新詩形式的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這種既有微觀考證又有宏觀視野的研究，充分體現了新一代學者的學術格局。史飛翔在研究過程中，既注重對細節的挖掘和考證，又能從宏觀的角度把握歷史的發展脈絡。他不僅關注劉半農個人的思想和成就，還將其置于整個五四時期的文化背景中進行分析，探討他與同時代學人的互動和影響。他通過對劉半農的研究，揭示了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和思想變遷，為我們展現了一幅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

 

更難能可貴的是，史飛翔始終保持著對學術的敬畏與反思。他在書中多次提及研究過程中的困惑與修正，這種坦誠的態度使這部年譜不僅是研究成果的呈現，更是學術方法的示范。比如，最初他對劉半農 "保守" 面的誤解，通過不斷發現新的史料而得以澄清。在研究初期，史飛翔可能受到一些傳統觀點的影響，對劉半農的某些思想和行為產生了誤解。但他并沒有固執己見，而是積極主動地尋找更多的史料，不斷深入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他逐漸發現了劉半農思想中的復雜性，認識到劉半農的 "保守" 并非是對舊傳統的盲目堅守，而是在對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反思的基礎上，試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找到一種平衡。

 

他對舊譜中某些史實的盲從，也通過實地考察而得以糾正。在研究過程中，史飛翔發現舊譜中存在一些不準確的記載，為了還原歷史的真相，他親自前往劉半農的故里和工作地進行實地考察。在考察過程中，他與當地的居民交流，了解他們對劉半農的記憶和傳說；他參觀劉半農的故居和相關遺址，感受他曾經生活和工作的環境。通過實地考察，他獲得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為他糾正舊譜中的錯誤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當史飛翔在北大紅樓前感悟 "思想自由" 的真義時，實際上完成了一次跨時空的精神對接。他以劉半農為代表的五四學人所堅守的學術獨立與文化擔當，在自己的研究中得到了傳承與發揚。他從劉半農的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將這種精神融入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中。他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勇于創新的精神和對學術的執著追求，向五四學人致敬，也為后世的學術研究樹立了榜樣。

 

結語：在當代語境中重燃精神火炬

 

合上《劉半農年譜新編》，眼前浮現的不僅是劉半農的個人肖像，更是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群像。史飛翔以扎實的考據功夫、創新的研究方法和深沉的人文情懷，完成了對歷史人物的精神招魂。這部著作的意義，早已超越了年譜編纂的范疇：它讓我們看到，歷史研究不僅是對過去的梳理，更是對當下的觀照 —— 在學術功利化、文化快餐化的今天，劉半農 “板凳要坐十年冷” 的治學態度，“以學術報國” 的家國情懷，“兼容并包” 的文化胸襟，恰似一汪清泉，洗滌著浮躁的世風。

 

從更深遠的角度看，史飛翔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解讀歷史人物的范式：不是將其奉為神明，而是作為平等的對話者，在歷史細節中發現人性的光芒；不是孤立地看待個體，而是置于時代的坐標系中，揭示其精神的來龍去脈；不是進行簡單的價值判斷，而是理解其思想的復雜性與歷史的必然性。這種研究范式，讓歷史人物真正活起來，成為我們理解過去、思考現在、展望未來的精神參照。

 

五四精神的火炬，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閃耀。當我們沿著史飛翔搭建的學術橋梁，走進劉半農的世界，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學者的生命軌跡，更是一種精神的傳承鏈條 —— 從五四到當代，從劉半農到史飛翔，變的是時代語境，不變的是對真理的追求、對文化的擔當、對精神的堅守。《劉半農年譜新編》的出版，標志著劉半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更啟示我們：在歷史的長河中，每個時代都需要自己的 “精神年譜”，而這，正是學術研究的終極價值所在。

 

本文系原創

 

作者簡介：袁竹，四川德陽人，作家、畫家、文藝評論家，逍遙畫派創始人，代表著作《中國當代名家畫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國高等藝術院校名師教學范本（二）·袁竹山水畫作品選》（河北美術版）。袁竹創作文學評論、小說、散文、詩歌等400余萬字，發表在“中國作家網”“精神文明報”“四川農村報”“少年先鋒報”等各大媒體。歌詞《石榴紅》榮獲金獎。 長篇小說《東升》《平遙世家》《地火長歌》在中國作家網“長篇連載”欄目連載。“起點中文網”刋載長篇小說《釷帝》《夢海拾星》《逆襲修道》《黃土的呼喚》《三星堆·青銅戀歌》《逆天修道不逆天》《穿梭夢境的未來探秘人》等；七貓《縱橫中文網》連載長篇小說《靈樞》《記憶編碼》《大道至簡》《九根十三釵》《畫骨戲恩仇》《霓虹下的舊手機》《外賣小哥奇遇保時捷女》，“喜馬拉雅”發表長篇小說《一代宗師黃賓虹》《大文豪魯迅》《藝術大師新鳳霞》等。文學評論《四秩風華：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時代華章與未來新程》《從航海羅盤到數字星圖：中國文化出海的文明重構與范式革命》《新世紀蜀韻：四川作家筆下的文學版圖》《阿來：于藏地書寫中構筑文學的宏大宇宙》《〈賈平凹文選〉：當代文學靈魂的多棱折射》《于時光褶皺處，探尋人性微光 ——賈平凹長篇小說〈消息〉的深度剖析》等三十多篇論文被中國作家網發表，其中“中國作家網文學好書2024年度十佳”系列評論引關注。《作家網》發表《數字浪潮下，中國文化出海的星辰征途》《百年筆耕鑄魂，八十載文學烽火 ——徐光耀的文學史詩》《時代浪潮下的靈魂鏡像與文學回響——葉辛“知識分子心靈三部曲”》《大地與靈魂的敘事詩 ——論劉亮程及其作品的境界》《于文學星河中閃耀的星辰——探秘張俊彪》等文學評論。“華文月刊”網絡平臺2025年10月連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雄渾史詩——評張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十評張俊彪〉選載之五：探秘張俊彪：于文學星河中閃耀的星辰》《〈十評張俊彪〉選載之六：跨越鴻溝的書寫：當隴東遇見桑給巴爾》《〈十評張俊彪〉選載之七：論古爾納與張俊彪的文學對話及人類精神共振》，“華文月刊”雜志2025年第11期刊發長篇文藝評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雄渾史詩——評張俊彪的《幻化》三部曲》。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