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女作家蔡偉璇小說作品四人評

 

◎賀穎  何媛媛  楊秀暉  呂麗娟

 

淡藍微光下的靈魂美學

——關于蔡偉璇中篇小說《我的非法父親》

 

◎賀 穎

 

初識提香，源于多年前在一次文藝復興畫展中,看到的一幅關于救贖的畫作《圣母升天》,是展出的唯一一幅科技縮印版，而原版油畫據說是一幅高6.9米，寬3.6米的巨構。此畫早在16世紀就被譽為“近代第一杰作”，不僅可以和文藝復興的天花板米開朗琪羅媲美，而且為威尼斯畫派開拓了全新的領域。因此哪怕是縮印畫，其藝術的震撼力絲毫不遜色于展出的其他真跡。至今仍記得自己與一眾觀眾站在《圣母升天》前的默然屏息，久久流連，也因此記住了提香的名字。

再一次感受提香，則是在蔡偉璇的中篇作品《我的非法父親》里。無獨有偶，這同樣是一個關于救贖的故事。有生活的悲欣交織，亦不乏時代的泥沙俱下，作者以化繁為簡的暢達心力，悠然洞明的練達筆力，將一個彼此救贖故事敘述得凈明舒朗，跳脫躍動，雋永深情。繁復幽深百感交集的生活，哪怕那些晦暗的角落，那些物化的生命，在作者摯愛的獨屬提香的“極致的藍凈”微光映照之下，都神奇地活轉起來，被賦予了靈魄，呈現出有別于生活自身的藝術氣質。

作者慷慨地將這“極致明淡的藍凈”微光賦予了文中的主人公——我的“非法父親”，一個“背后那把以自然弧度垂落的馬尾，磊落得毫無心機的瘦高的背影”，一個“熠熠閃光的眼睛，也轉出一派類似春天雨后的天空，那樣明淡的藍凈。后來我在書房里翻看他收藏的《提香畫冊》，才驚心動魄地發現，那樣淡極的藍凈，只有提香才表現得出來”……

在作者的引領下，我重新找尋著提香，終于在《圣母子與女圣徒》《酒神的狂歡》《懺悔的抹大拉》《圣母的神殿奉獻》《在以馬忤斯的晚餐》等作品中，見到了那抹被作者在小說中貫穿始終的“淡極的藍凈”，那些藍，那些微光，在提香畫作中的美學指向，也順理成章地同頻于作者的故事：是指引絕境的一抹希冀，是出離瑣碎的灑脫超然，是舉重若輕的坦蕩，是蓬蓬勃勃的深情。一個12歲孩子的視角打開的世界，兩個相差16歲的陌生父子，一個六年雙向奔赴的彼此救贖，成就了這抹“明淡的藍凈”深處的靈魂美學：關于愛與被愛，關于起死回生，關于念念不忘，關于命運回響。一切都是靈魂的激蕩，經久不息。

文學，是以個體獨特的心靈體驗，探索發現那些迥異于生活表面的美學精神維度，并以文學的語言與技術將之表達，為塵世提供有別于凡俗生活的、具有辨識度的生命與靈魂的普世經驗。作者毫不吝嗇自己的文學激情：在片段的社會環境描寫中呈現時代的背景——“我豁然開朗地回復魏衛：在我需要一個父親的時候，你來了，不但帶來一房好書，富裕了我的人生，還肩負起一個父親的重要職責”；讓生活的簡單粗暴與心靈的柔軟細膩碰撞——“更深人靜，魏衛乞求的聲氣，如一枚針，落到鐵盒子里，細小、尖銳而清晰”；令少年心靈的純真煩惱與成人世界的遍體鱗傷交接——“魏衛弓身，背和臀頂著四周的書柜轉圈，兩條長而瘦的胳膊，與我的老拳呈矛與盾的攻守狀態，拙笨地揮舞，丑丑的。但鼓蕩起來的，卻是鳥類和蝴蝶翩飛的歡樂與斑斕”……如此，小說作品就成了一幅提香般的畫作，影響人物命運的社會的背景之外，那“明淡的藍凈”，不動聲色地點亮了整部作品的每個角落——“水邊清郁的翠竹邊，穿出一個瘦高如青竹的側影，重疊在湖光書影之上。這個側影一手夾著煙吸著，一把馬尾辮，在淡白地飄過的煙霧里，本真地垂落”……

這是文學的藝術，亦是藝術的文學，而藝術性與文學性，恰恰是審視文學作品的重要尺度，是任何文學作品無論如何都必須具備的緊要素質。

歲月隆隆奔行的跌宕起伏中，生活從來不缺乏沉渣泛起的塵垢泥沙，供養人靈魂的愛與美好，總就被掩埋，人們不得不在塵囂甚上的灰塵揚沙中負重前行，在漫長的理想隧道中苦苦掙扎，以使這珍貴的人生，不致淪為提前埋葬的走肉行尸。就是在當下這樣的塵世生活底色中，作者以提香的藍凈微光，匠心獨運，成就了“我的非法父親”——非法父親，比母親小11歲，比自己僅大16歲，這樣的設定，為情節的反轉鋪墊了足夠的張力。沒有曲折，沒有晦澀，卻深蘊足夠的深刻與深情。作者無遮無攔躍動妥帖的語感基調，與悠然曼妙醇熟練達的藝術張力，順理成章生成一派生機盎然的文學質地。這是小說寫作值得珍視的沃野，亦是文學種子夢寐以求的生命樂土。

時世向來熱衷捉弄人們的命運，而命運也同樣有自己沉默奮起的方式，作者的創作意向坦蕩鮮明，只要有愛，有靈魂生生不息的理想與追求，每個生命永遠有創造奇跡的權利，每種生活永遠有起死回生的浩蕩轉機。

 

（作者簡介：賀穎，女，70后，中國作協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21屆高研班學員，供職于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從事散文、報告文學、文學批評、詩歌等多文體寫作，主編《金石榴：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年度精選·散文卷》，曾獲首屆《十月》散文雙年獎，《當代作家評論》優秀論文獎，遼寧文學獎詩歌獎，“納蘭性德”詩歌獎一等獎等多種文學獎項。）

 

女性意識覺醒與人性可能性書寫

——《一株虹之玉錦》的敘事策略與精神內涵探析

 

◎何媛媛

 

當“虹之玉錦”這株多肉植物從黃錦的手中移入唐天青的生活，它便不再是普通的綠植——它成了蔡偉璇筆下的精神符號，既纏繞著都市男女的婚戀悲歡，更承載著新時代女性突破桎梏的生命力量。

    在這篇發表于《北京文學》并斬獲“東麗杯”梁斌小說獎的作品中，蔡偉璇以細膩的現實筆觸，將女性意識的覺醒、時代觀念的碰撞與人性的復雜肌理編織在一起，讓我們在凡人小事里，讀懂了當代女性的精神困境與突圍之路。

 

一、女性意識的覺醒：從“身份枷鎖”到“自我救贖”

作為始終關注女性精神命運的作家，蔡偉璇在《一株虹之玉錦》中，沒有將女性意識簡化為口號式的宣言，而是通過黃錦的人生軌跡，寫出了覺醒過程中真實的褶皺與力量。這種覺醒，不是一蹴而就的爆發，而是在婚戀困境、世俗偏見與自我追問中，逐漸生長的獨立意志。

1. 打破年齡與身份的桎梏：敢愛敢恨的“非典型”女性。黃錦的出場，便帶著對傳統婚戀觀的挑戰——她是離異帶娃的面館老板娘，比身為“權威專欄編輯”的唐天青大十歲，既非“年輕貌美”的傳統擇偶對象，也不是“依附男性”的弱勢角色。她的愛情觀里沒有怯懦與妥協：遇到心動的人，便熱烈敞開胸懷；為了守護感情，便主動調和家庭矛盾。這種“無所畏懼”，恰恰是新時代女性意識的底色——愛情不該被年齡、身份或世俗眼光定義，個體的心動與真誠，才是情感的核心。

2. 拒絕“忍辱負重”的宿命：對世俗偏見的主動反抗。婚姻的破裂，成為黃錦意識覺醒的關鍵節點。當唐天青無法包容她的孩子，當周遭的質疑與嘲諷如潮水般涌來，她沒有選擇傳統女性“忍一時風平浪靜”的路徑，而是果斷掙脫枷鎖。蔡偉璇在這里的書寫極具力量：黃錦的離開，不是被動的逃避，而是主動的反抗——她拒絕用“溫柔”“懂事”作為委屈自己的枷鎖，拒絕讓婚姻成為消耗自我的牢籠。這種反抗，不僅是對一段失敗關系的告別，更是對“女大男小不般配”“女性應犧牲自我維系家庭”等世俗偏見的顛覆，是女性對自我價值的重新確認。

3. 跳出“王子公主”的敘事：做自己的“命運主人”。作家最可貴的書寫，在于讓黃錦跳出了傳統愛情故事的“依附性”敘事——她不是等待唐天青“拯救”的公主，也不是需要男性認可才能證明價值的女性。當婚姻陷入困頓，她沒有自怨自艾，沒有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對方的改變上，而是選擇“做自己”：剔除“妻子”“母親”“媳婦”的身份標簽，她首先是黃錦，是渴望獨立、自由與尊嚴的個體。這種“去依附化”的意識，恰恰是當代女性從“獨立”走向“完全獨立”的關鍵——真正的獨立，始于靈魂的自由，始于“我為自己而活”的堅定。

 

二、時代人生的敘事：于平凡中見深刻，于荒誕中藏溫情

作家敘事，不是孤立的個人故事，而是帶著時代溫度的觀察與思考。《一株虹之玉錦》以小見大，通過唐天青與黃錦的悲歡，折射出新時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與價值追尋，讓小說既有“故事性”，更有“思想性”。

1. 平中出奇的敘事節奏：在“斷裂”中延續希望。小說的敘事轉折極具巧思。當唐天青與黃錦的愛情走向破裂，蔡偉璇沒有沉溺于分手的傷感，而是宕開一筆，寫唐天青收養酷似黃錦的養女、成為兒童文學作家、建造“錦園”的故事。這種“斷裂式”的敘事，看似突兀，實則充滿深意——它消解了傳統婚戀故事“非黑即白”的結局，在“愛情破碎”的“悲劇”中，埋下“自我重建”的“希望”。唐天青的轉變，既是對過去的反思，也是對人性可能性的探索——人不必困于一段失敗的感情，生活總有新的出口，人性總有新的生長。

2. 直面現實的洞察：捕捉時代的“觀念褶皺”。小說的核心矛盾，本質上是“傳統”與“現代”的觀念碰撞。唐天青的父母（高級知識分子）對黃錦的偏見，代表著傳統倫理對“女大男小”“離異帶娃”的排斥；黃錦的反抗，則代表著現代觀念對個體尊嚴與自由的追求。蔡偉璇沒有簡單地批判傳統或歌頌現代，而是客觀呈現這種碰撞的復雜性：唐天青的“單純”與“不諳世事”，黃錦的“勇敢”與“孤獨”，都帶著時代的印記。這種“不站隊”的書寫，讓小說更具現實質感——新時代的觀念變遷，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在矛盾與掙扎中，逐漸走向更包容、更尊重個體的方向。

3. 以小見大的隱喻：“虹之玉錦”里的人生哲思。“虹之玉錦”是貫穿小說的核心隱喻，它的生長與蔓延，恰似人物的命運與人性的演變。黃錦帶來的第一株“虹之玉錦”，是愛情的起點；黃錦離開后滿屋子的“虹之玉錦”，是記憶的殘留；唐天青建造“錦園”種下滿園的“虹之玉錦”，則是對過去的和解與對美好的追尋。這株植物，既是黃錦的象征，也是人性的象征——它有脆弱的一面（如愛情的易逝），也有堅韌的一面（如人性的成長）；它需要呵護，更需要自由生長的空間。蔡偉璇用這個隱喻，將復雜的人生哲思融入平凡事物，讓小說既有溫度，又有深度。

 

三、精神價值的彰顯：尊重人性的“可能性”，才是文學的溫度

在作家蔡偉璇的筆下，人性從來不是“理想化”的標本，而是充滿復雜與矛盾的“可能性”。這種對人性的尊重，正是《一株虹之玉錦》最核心的精神價值，也是文學最本真的力量。

唐天青的“沖動”與“反思”、黃錦的“勇敢”與“孤獨”、養女的“出現”與“治愈”，看似戲劇化的情節，實則都符合人物的性格邏輯與人性邏輯。蔡偉璇沒有將唐天青塑造成“完美男性”，也沒有將黃錦塑造成“完美女性”——他們都有弱點，都有困惑，但正是這些“不完美”，讓人物更真實，讓人性更立體。比如唐天青最初因“好吃頭湯面”而愛上黃錦，這種“簡單”的心動，比刻意的“浪漫”更貼近人性；黃錦離開時的“決絕”，背后藏著無數個夜晚的委屈與掙扎，這種“不完美的勇敢”，比“無堅不摧的英雄”更動人。

更重要的是，作家給予了人物“同情式理解”——她沒有批判唐天青的“不成熟”，也沒有歌頌黃錦的“反抗”，而是站在人性的角度，理解他們的選擇與困境。當我們閱讀時，會為黃錦的離開而心疼，也會為唐天青的轉變而欣慰，這種“共情”，正是作家尊重人性的結果。文學的力量，從來不是提供“標準答案”，而是讓我們在他人的故事里，看見人性的復雜與美好，學會理解與包容。

總之，《一株虹之玉錦》是一篇“小而美”的小說，它沒有宏大的敘事，沒有激烈的沖突，卻在平凡的人生故事里，寫出了女性的精神突圍，寫出了時代的觀念變遷，寫出了人性的溫暖與復雜。作家蔡偉璇用她細膩的筆觸、敏銳的觀察與深刻的思考，讓“虹之玉錦”這株小小的植物，生長成了一片屬于當代女性的精神花園。在這里，我們看見黃錦們的勇敢與孤獨，也看見新時代女性的困惑與追尋。而這，正是文學最珍貴的價值。

 

（作者簡介：何媛媛，女，現居廈門，供職于廈門文學院，福建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文藝報》《星星》《書屋》《當代小說》及“中國作家網”等，有作品入選多種年度選本，文學評論《文學的光澤和律動》入選2025年度廈門市文藝發展專項資金“優秀中青年個人文藝項目”，戲劇作品在舞臺公演并獲得第七屆福建省“水仙花”戲劇比賽編劇獎。）

 

風格與意象

——讀蔡偉璇《墻外的朱槿》有感

 

◎楊秀暉

 

作家蔡偉璇的小說有自己的風格，看文不看作者，便能感覺似曾相識，具有一定辨識度。她的文字帶著散文的美，筆觸優雅閑淡，娓娓道來。敘事之前，會極盡渲染，做足前戲，豐饒琦麗間閃躲著細膩的人性。前戲不一定只為抒情，卻一定與接下來的事件發展有關。對于小說家而言，把故事講好看是第一要務。但，僅僅會講故事似乎也還缺點什么，如果能有扎實的描寫，有對細節的獨到觀察與揣磨，小說也就多了些美學意義上的突破。

若說細節是小說的“骨”，寫“人”便是蔡偉璇作品中的“魂”。蔡偉璇擅長寫人，這一特點，在她前些年出版的小說集《鳳凰花地》中就表現得很盡致，邱紅，好人老安、江秋、鄭巧巧等，看似凡人小事，卻在平實的敘述中不時異軍突起，帶給讀者深深思索或掩卷嘆息。

此番，小說集《墻外的朱槿》中，蔡偉璇筆下的人物多是文藝家或高知階層，有詩人、畫家、作家、教師、醫生等。斯人通常有高品味，蒔花種草，寄情山水，喝不同的茶要搭配不同的杯子，講究生活的品質，把生活過成了一首詩。不信請看《一幅宋人的畫》里的描寫。包小容起床時，看到作家老公金熠坐在明晃晃的光線里，“淋在陽光中的，還有紫檀木大茶桌，茶桌上的茶盤，茶盤里大大小小五六只滋養得珠光玉潤的紫耗茶壺，和一套分別名為卉紅、菱香、月明、雪霽的四季建盞。金熠使用茶器很是講究，泡紅茶、鐵觀音、綠茶、白茶，每一款茶使一把壺，用一只不同的盞。“實屬精致講究，知識分子的情趣與精神世界，被作者刻劃得入木三分。過著小資生活的知識分子，對敏感性建立的角度和深度都與常人不同，她（他）們會更注重自己的內心秩序，在處理人際關系與現實的矛盾時往往會碰上更多的問題。蔡偉璇以極其敏感而精道的剖析揭示了人物內心，以細膩筆觸剖開這些矛盾，由此強化故事主旨，讓讀者看見詩意背后的真實人性。作家有時也像一個握著手術刀的醫師，她讓文中人物理性處理心中塊壘，讓文外的讀者在酣暢讀文間留下一點思索。

蔡偉璇猶擅寫女人，《墻外的朱槿》的16個故事中，主人公大多是美女。那種美不是俗常的我們所常見的稱之為的美，而是一種清凌凌的女性獨特的風姿。《寫不盡的詩行》中，蔡偉璇這樣描述女主，“江水的美是她動態的身段制造出來的身姿，無所顧忌的肆意揮灑中，藏著一些清新，是嫩綠的草，斑斕的花那樣的清新……普通的五官，布局協調地呈現在一張十分光滑的土豆皮膚色的杏子臉上，再加上勻稱靈巧的身段，這就有了一股很不一般的魅力。” 作者避開了驚艷美麗等俗詞，用清新的描述使得主人公有了重量—這份重量，是扎根生活的韌性。

這樣的細節，在小說中俯仰皆是，附帶也透露了女性心理之細膩。

《畫布上的海》中，喪夫后的梅落，在與前人之子丁未的接觸中，因愧疚而滋生了許多愛，也把與亡夫神似的丁未當成了自己寄托的一部分。她賣大房易小房，省出錢讓他去還債，這樣的做法，出自于對亡夫的想念以及對自己曾經反對丁未來縣城讀書的愧疚。卻在陽臺告別時的最后一眼，她發現丁未與丁洋其實有很大差別，心下忽然落空。女人幽微的情緒躍然紙上，上一秒興高采烈，下一秒涕淚同下，九曲十八彎，善變而易感，十分形象。

“寫人”給小說予溫度，“意象隱喻”則賦小說予深度。蔡偉璇的每篇小說，幾乎都有一個醒目的意象或圖騰。

《墻外的朱槿》中，扶桑朱槿明艷秀麗、灼灼其華，嬌艷而安詳。女主人公積郁許久的心，在這樣無聲的安撫下慢慢平靜，靜廬別墅成為一種詩與遠方。墻內的莊醫生，讓她相信人間確有一種干干凈凈的暖男物種存在，墻外的朱槿則讓叫朱槿的中年女主重刷了對婚姻的信心，重新省視自己和女兒的人生。“朱槿” 的隱喻是多層的：一是中年女性的生命力——朱槿曾以為生活褪色，朱槿花卻告訴她，中年仍能明艷有韌性；二是婚姻希望——鄰居莊醫生的溫暖讓她信 “有干凈的暖男”，朱槿則讓她重審婚姻：婚姻非圍城，而是墻（安穩）與朱槿（驚喜）的結合；三是自我覺醒—— 她不再困于妻子、母親等身份，報繪畫班、與家人坦誠溝通，結尾和家人種朱槿苗時，墻外朱槿正盛，是她內心重生的寫照。

意象是隱喻，也是象征，嫻熟的小說家通過恰切的意象與自己的故事產生對焦。有時大概只是一種潛意識，但對于讀者而言，都是饒有興致的一件事，每個人千人千面，可以找到自己不同的表達，既新鮮也有趣，形成一種開放式的閱讀體驗。

《畫布上的海》中，海之藍是梅落隱逸的港灣，那里面也藏著亡夫丁洋的遺愿，“住在蔚藍的海里，所有的海洋生物，都是老伙計。”身患肺癌的梅落同樣認為，自己在此后所剩不多的日子里最好與海相伴相依，她不斷畫海，并在畫海的日子里對前人之子丁未的施予援手，完成對自己救贖。

《柔軟的湖水》《鳶尾花的藍房子》《綠萼》《夢里玫瑰紅遍》等多篇小說均是如此，以意象貫穿全文，成為一個多元搭喻的載體，既強化小說主題，又豐富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在敘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通感手法綜合的“色香形觸聞”，寫出了畫面的質感，也從另一側面表達心境和處境。

有人說，過多華麗的表達會減緩故事的節奏， 其實不然。蔡偉璇以女人的敏感抽絲剝繭，用小說家的堅毅迎難而上，她的小說甚少大起大落，情節跌宕起伏，她描寫生活中的點滴，最終指向生命的真諦。她不寫狗血糾葛，專注生活 “小瞬間”——一杯茶的溫度、一朵花的綻放、一次轉身的落空，這些瞬間藏著真實人性與哲思，是兩性在婚姻與愛情中的自我堅持。她筆下的高知女性內心豐富，容易曲高和寡，對人性和人生失望，但她們冷靜自持，知冷熱知進退，善良而有良知。她們追求理想的生活品質，因有一身本領甚少求諸他人，她們是永遠的文藝青年，精神潔癖，聰慧大方，知道如何移情轉性，要嘛放過別人要嘛放過自己。

讀《墻外的朱槿》，常想起亦舒的 “自愛，沉穩，而后愛人”。蔡偉璇傳遞的智慧是：女性的力量非對抗世界的鋒利，而是接納生活的柔軟；非追求擁有一切，而是實現內心豐盈。如墻外朱槿，不與百花爭艷，只在角落熱烈綻放 —— 這是不慌不忙的生命力。

喧囂塵世，你不可能什么都有，但內心的自給自足，往往可以讓自己擁有更自由自在的豐盛人生。這是書中隱隱潛藏著的女性主義所喜愛的真理。有點師太的哲學，也應該是作者的生活態度。

 

（作者簡介：楊秀暉，廈門市湖里區作家協會副主席、廈門市作家協會評論專委會委員、廈門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已出版圖書“閩系列”之《閩南的味道》《閩戲掠影》《閩南的匠人》《以愛之名》《你曾來過》《書畫家白磊》等，作品《獻“丑”了》獲福建省第39屆年度優秀文學作品獎。）

 

對底層人物的現實主義關懷

——讀蔡偉璇《墻上的玫瑰》有感

 

◎呂麗娟

 

 一口氣讀完作家蔡偉璇的《墻上的玫瑰》，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復，仿佛自己還沉浸在那個貌似虛構卻又栩栩如生的魔幻世界里，不由自主地要與主角小余同緊張、共祈禱，期待每一個身邊人都可以健康、平安。

疫情三年對許多人來說是一段難以置信的經歷，甚至可以說它就像是一場噩夢。彼時的生活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無數“非必要”恍如隔世。而如今，當我們的市集恢復了熙熙攘攘的景象，當我們的聚餐、擁抱和旅游又成了“必要”的人生常態，很多人卻似乎好了傷疤忘了疼，似乎忘記了曾經我們在那三年時間里，所有人都共享一個最樸素的愿望：親愛的你和我，我們只要健康、平安就好。

幸運的是，有作家這一群體的存在。他們不僅是社會的參與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他們沒有選擇遺忘，而是選擇真實地記錄人們在疫情期間所經歷的情感起伏——從最初的恐慌和悲傷，到后來的希望與團結。他們以細膩而深遠的筆觸，用文字的力量悄然治愈著每一位讀者在那段非凡時期所承受的心靈創傷。

我經常抱著偏見地認為，一個真正有影響力的作家，應該首先具備對底層人物的現實主義關懷。因此，《墻上的玫瑰》這篇反映現實主義題材的小說讓我肅然起敬。它通過對疫情下普通人物小余及其周圍人物的生活狀態和心理變化的描寫，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現實問題，也揭露了疫情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包括經濟壓力、居住問題、人際關系等社會問題。

小說并沒有直接描繪疫情帶來的社會動蕩，但是小余的經濟壓力、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感染生病時的恐慌，都是疫情下一個普通人艱難生活的真實縮影。人們可以想象得到體弱者或貧窮者在瘟疫期間所面臨的生存挑戰。作為一個空巢青年，當小余賴以生存的小飯館關閉、爺爺5000元遺產所剩無幾的時候，他是焦慮的；當他不幸“中招”發燒，“喉嚨刀割一般”，原本善良的租戶怕被傳染不得不選擇逃離時，他是絕望的；往日平凡的感冒藥布洛芬和感康，在那個時期不止金貴，還特別珍稀，“有錢也買不到，早被哄搶光了。”那個時候的他也是恐慌的。

這篇小說的語言樸實無華，貼近日常生活，也充滿了對大量細節的描寫，如食物、居住環境、個人習慣等，這些細節的累積增強了故事的沉浸感。在作者細膩的筆觸下，小說中的小余，面臨著空巢青年的孤獨與迷茫，他的生活狀態和心理變化，也被作者描繪得淋漓盡致。

疫情前，小余和其他年輕人一樣對生活充滿著美好的幻想。他喜歡文學，向往旅游。如果生活沒有意外，小余還和親愛的爺爺一起生活；如果沒有意外，小余的理想是等錢攢夠了就去學車，然后買房車，跑遍世界；如果沒有意外，小余可能根本不想結婚搭伙過日子。然而，人生總是充滿了太多的意外，讓人猝不及防。例如這場疫情就是始料不及的，它打亂了人們生活的秩序，改變了生活方式、工作模式以及與他人交往的方式。因為失業，小余放棄了不切實際的幻想，開始學會省吃儉用，他追求穩定安全的被動收入，習慣了“困”在家里的生活狀態；因為疫情，小余不僅自我開始覺醒，也在老林一家的互動中體會到人生寶貴的真情而雪晴的出現，從而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和未來，他們之間的情感糾葛和相互扶持，展現了人性中的善良和堅韌。

這篇小說中最大的意外，也是讓我最意難平的地方出現在結尾部分。濱海市的疫情已經結束，小余已經“陽康”。他愛上了雪晴，并還主動向其求婚。正當小余一邊收拾“新房”,一邊暢想著與雪晴扶持過嶄新日子的時候，雪晴卻不幸遭遇車禍。我不由地感慨，老百姓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呢？無非就是我愛的人和愛我的人都能夠健康平安罷了！

諸如此類的意外和變數，在小說中通過巧妙的結構設計，讓情節發展有序，使得每個章節都圍繞小余的生活和心理變化展開，逐步推進故事的高潮和轉折。除此以外，小說在文學技巧上表現非常出色，還充分地運用了象征和隱喻。比如“墻上的玫瑰”是一個重要的象征元素，就多次出現在故事中。

爺爺過世后，兩盆玫瑰就由小余接手照管它們成為了小余對爺爺記憶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中的一種慰藉。與這個因為疫情幾乎沉寂過去的城市正好相反，它們仿佛因為有了小余目光的滋養而熱烈地活著。而小余在孤獨和迷茫時，也經常會去陽臺看望玫瑰。小說中還提到小余將玫瑰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想象雪晴看到陽臺上的玫瑰時的反應，構建了一個溫馨的家的形象。

通過這些文學描述，我們可以看到玫瑰在小說中不僅是一個物理存在，更是情感、記憶、希望和生活的象征，它與小余的內心世界緊密相連，是小說情感表達的重要載體。最后，通過“墻上的玫瑰”這個標題，作者蔡偉璇成功地將小說的主題和情感濃縮于一個充滿象征意義的畫面當中。

以上這些特點共同構成了《墻上的玫瑰》這篇小說獨特的藝術魅力，使其成為一部具有深刻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的現實主意作品。

 

（作者簡介：呂麗娟，筆名如月，女，1980年出生，福建漳州人，現居廈門，系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廈門市作家協會會員、廈門市翔安區作家協會會員，已在各類文學刊物發表上百篇散文、小說、評論及詩歌，獲獎若干，著有詩集《我關心》等。）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