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千里之外》的時代價值

（三）

 

作者：葉志強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扶貧文學以其獨特的記錄功能和審美價值，成為新時代文學創作的重要現象。這類作品既是對脫貧攻堅偉大實踐的生動再現，也是對民族精神譜系的文學建構。李錚作為長期扎根扶貧基層一線的作家，其長篇扶貧小說《千里之外》以西部貧困山區脫貧攻堅戰為背景，通過扶貧干部許國與當地干部、村民的奮斗故事，以獨特的藝術視角和深刻的時代關懷，展現了扶貧工作的復雜性與艱巨性，謳歌了新時代黨員干部與人民群眾在脫貧攻堅戰中的動人故事和攜手改變命運的壯舉，成為當代扶貧文學的巔峰之作。

《千里之外》采用現實與回憶交織的雙線敘事結構，形成獨特的時空張力。主線聚焦許國駐大昭縣后的扶貧工作，按時間順序展現調查研究、產業培育、易地搬遷、教育扶貧等關鍵事件；副線通過閃回手法，追溯許國的成長經歷與心路歷程。這種結構設計既保持了扶貧進程的完整性，又深入揭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這種敘事策略不僅豐富了情節層次，更通過今昔對比，凸顯了主人公“扶貧先扶志”理念的形成過程。作品還巧妙運用書信體穿插，讓主人公的QQ日記和《西江時報》記者招楠的系列報道成為連接相隔千里的西江市和大昭縣兩地城鄉的敘事紐帶，從而拓展了故事的社會維度。

李錚在人物塑造上堅持“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創作原則，構建了立體多元的人物譜系。主人公許國被塑造成新時代扶貧干部的典型，他既有機關干部的專業素養，又有放下身段接地氣的人文情懷；他既堅持原則拒絕老同學蘇醒的“人情”“關照” ①，又能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姿態靈活與同事相處，這種塑造人物的復雜性使其小說中的人物形象避免了概念化和同質化。許國的形象，是新時代黨員干部勇于擔當、甘于奉獻精神的生動寫照，也是廣大扶貧干部辛勤耕耘、默默奉獻的真實縮影。同時，作品中其他人物，如敢于沖破封建舊傳統束縛的女大學生索瑪，性格奔放、敢愛敢恨的當地扶貧女干部阿英，敬業奉獻、勤勉工作的縣長楊興昌，還有堅韌不拔的貧困村老支書、懷揣夢想的鄉村青年等，這些人物既有鮮明的個性特征，也都各具特色，鮮活生動，承載著普遍的時代意義，共同構成了小說豐富多彩的人物群像。李錚通過對這些典型人物的深刻刻畫，展現了他們在脫貧攻堅戰中的奮斗歷程和心路歷程，使讀者能夠深切感受到扶貧工作的艱辛與偉大，以及人民群眾在追求美好生活過程中的堅韌與不屈。

小說的語言風格呈現出“泥土氣息與詩性光芒”的交融。在描寫山村生活時，采用大量方言土語：“說個鏟鏟”“瓜娃子”“貓冬”“逗哏”“捧哏”等詞匯的運用，使文本充滿地域的質感。而在抒情段落，又轉為凝練的詩化語言，如描寫邛山的秋景時：“邛山的秋天總是不期而至，只是一次不經意的回首，濃綠的山嶺就被秋天的畫筆涂抹的林寒澗蕭。”②在描述楊興昌彌留之際時：“邛山之巔翻滾著鉛灰色的云，從云縫里透出的幾縷陽光失去了往日那種熱辣和活力，黯黯地灑落著。”③在展望邛山未來時：“雨后一束薄光從云層中灑下，萬里邛山升騰的云霧被染得火紅火紅的。邛海波瀾壯闊，邛山巍峨連綿，彝家兒女走入新時代。”④這些詩化的語言不僅描繪出細膩的自然景象，也深刻反映了人物內心的情感波動與命運的無常。李錚通過語言的轉換，巧妙地營造出一種既貼近生活又超越現實的審美意境，讓讀者在感受鄉土氣息的同時，也能體會到一種超脫于生命和物質層面的精神追求。這種獨特的語言風格，無疑增強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既能領略到鄉土風情的魅力，又能深入思考扶貧工作的深遠意義及人性的光輝與堅韌。這種語言的雙重性還體現在人物對話的描寫中，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大量運用了時下流行的現代網絡語言，諸如“撒狗糧”“跪榴蓮”等生動形象的現代詞匯，這些接地氣的表達方式使得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倍感親切，仿佛置身于一個充滿趣味和活力的網絡社交環境，超越了簡單的物質脫貧敘事，觸及了生活方式轉型的心理維度，極大地提升了閱讀的趣味性和代入感。這種全景式記錄，使小說成為解讀中國扶貧實踐的生動文本，極具震撼力。

作為一部具有“非虛構”特質的作品，《千里之外》以文學方式保存了扶貧工作的歷史細節。小說如實記錄了“六個精準”“五個一批”等政策在基層的實施過程，形象弘揚了“上下同心、盡銳出戰、精準務實、開拓創新、攻堅克難、不負人民”的扶貧精神。特別是對扶貧檔案建立、動態管理等專業場景的描寫，更是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例如，李錚在書中以扶貧辦主任金石開的身份表示了自己在看待精準扶貧問題上的獨到見解，⑤又如在扶貧項目論證和陳博士的投資計劃上，展示了不同部門對資金使用的爭論，折射出精準扶貧的科學性與復雜性。⑥同時，《千里之外》還通過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扶貧干部與群眾之間的深厚情感。小說中，以許國為代表的扶貧干部們不僅用心用情用力解決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更在與群眾的朝夕相處中，建立起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關系。這種情感的真摯流露，不僅增強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也讓讀者深刻感受到扶貧工作的溫度與深度。此外，作品還巧妙融入了諸多地方特色文化元素，使得扶貧故事更加豐富多彩，具有濃郁的地域風情和民族特色。《千里之外》的深層價值在于對“后扶貧時代”的思考。小說結局處，脫貧后的邛山面臨“如何培養和留住年輕人”“發達地區產業資本精準幫扶”“扶貧先要扶志”思想的新挑戰，這些開放式的提問切中了鄉村振興的核心議題，蘊含了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五個振興”的主題。

《千里之外》的成功在于實現了藝術創新與思想深度的有機統一。其雙線敘事不僅具有形式美感，更通過個人命運與國家戰略的呼應，展現了大時代中的個體價值；對典型人物的塑造既遵循文學規律，又承載著精神傳遞的功能；方言運用與詩化語言的結合，則體現了“扎根人民”的創作導向。與同時期的同類作品相比，小說避免了兩種傾向：一是將扶貧過程簡化為好人好事的堆砌，二是陷入自然主義的瑣碎描述。作者通過精心設計的藝術形式，使作品既真實可感又具有審美超越性，這正是作品獲得社會廣泛認可的根本原因。

《千里之外》以其鮮明的藝術特色和深刻的思想內涵，為新時代扶貧文學創作提供了重要范式。作品證明，主旋律題材同樣可以產生高藝術水準的文學作品，這其中的關鍵在于作家是否能夠將生活體驗轉化為審美創造。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背景下，該小說的價值還將持續釋放，激勵著更多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創作出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

 

注釋：

①《千里之外》第一章、第三章

②《千里之外》P362

③《千里之外》P369

④《千里之外》P391

⑤《千里之外》P22-25

⑥ 《千里之外》第二十六章《魚龍混雜》

 

作者葉志強：中共禪城區委黨校副校長、佛山大學兼職教授、佛山市“五個一”工程獲獎者。

 

2025年11月28日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