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轉型期中國的“人間浮世繪”與靈魂掙扎錄

——評周士紅的長篇小說《漂在都市》

 

作者：郭玉琴

 

知名作家周士紅的長篇小說《漂在都市》記述了上灣村幾個“80”后、“90”后新一代農民工懷著對現代化都市生活的憧憬，分別來到他們向往的城市，從事不同的職業。但城市并沒有歡迎和接納他們。他們懷揣鮮活理想卻歿于殘酷現實，始終是城市的底層人物，在“三低”、“三多”環境中頑強尋找適合他們自己的生存方式。

小說重點刻畫了王小雪、梁尚軍以及崔金龍、崔金花兄妹等新一代農民工形象：令王小雪愛戀的崔金龍卻傷害了她；令王小雪討厭的梁尚軍最終卻不得不無奈地嫁給了他；崔金花在失去丈夫后，不僅自主創業，還頂住壓力，毅然擔當起照顧公婆的義務；崔金龍一心想成功，卻屢遭失敗……小說揭示主人公不同的生活遭際。在城市謀生過程中，他們曾流失過鄉村人特有的淳樸、勤勞的美德，而被另一種激情和投機的品性所替代。他們躁動、焦慮，不肯安于現狀，卻熱愛生活、珍惜愛情、渴望理解、向往成功；他們經歷苦樂、遭遇貴賤。他們的希冀、理想、愛情、婚姻終與現實反差很大。最終他們既無法融于城市，也不愿回到鄉村，始終在現代化生活的邊緣飄來蕩去……

小說遠不止于一部講述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故事。它不僅是一幅精心繪制的恢弘而細膩的轉型時期中國“人間浮世繪”，更是一部深刻記錄80后、90后所謂的新一代農民工在城鄉巨變中的精神“裸奔”與艱難求索的靈魂掙扎錄。作者以其飽含悲憫的現實主義筆觸，將個體的命運沉浮嵌入宏大的時代背景，讓我們看到的不僅是“漂”的生存狀態，更是“泊”不得的靈魂困境。

“新生代農民工”這一說法曾在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出現，這一代農民工的身份得到了最高權力的承認。這是與第一代不太一樣的一代農民工。在媒體的描述中,他們的稱呼從“工人階級”悄然轉換為“中國工人”。他們的政治身份在最高級別的政治文件中得到了政治確認,卻仍然無法確定是農民還是工人的法律身份。也許既是農民又是工人,也許既不是農民又不是工人,他們不會意識到這種混合語序的身份曖昧。所謂新生代農民工，就是進城從事非農產業的80后、90后青年農民。這個新的稱謂被用來區別于他們的父輩——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涌進城市的第一代農民工。目前，中國有一億新生代農民工已經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巨大變化。毫無疑問，對于這樣一支龐大的生產力量，城市需要他們。不光是中國，世界也需要他們。“中國制造”的國際消費者們，多年來受益于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價廉物美的中國產品令他們消費支出減少。

城市需要農民工，但似乎并沒有很好地接納他們。根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存在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參與率低、工資水平總體偏低現象。而與“三低”相對應的，則是“三多”——工傷及職業病多、加班多、勞動爭議多。

溫家寶總理曾在北京考察工作時說過，要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年輕農民工，讓他們逐步融入城市生活。（注： 2010年6月14日端午節假期，溫家寶總理專程前往北京地鐵6號線工地，與50多名來自建筑、制造、安保、餐飲等行業的年輕農民工代表座談會上，湖北籍農民工張磊反映在京面臨“住房難、孩子上學難”等問題，溫總理在回應時提出這一觀點，強調社會應幫助農民工逐步融入城市。原話內容 “政府以及社會各界都應該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年輕農民工，讓他們逐步融入城市生活。” ——來源：2010年6月14日中新網、中國經濟網報道57）這引起社會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更大關注。這是不安分的一代農民工，這是一個已經占到我國農民工總數60%的龐大群體。他們是未來中國社會最大的流動群體。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視社會保障，維權意識更強。但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有多大？他們的生存狀況如何？他們有哪些期盼，又有哪些困惑？如何表達他們的訴求和情感，如何實現他們的權利和夢想，又如何在工業化城市化的中國找到他們的未來，都是當下中國的一個重要命題。

長篇小說《漂在都市》表現的就是這一主題。

《漂在都市》是一部深刻揭示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態的長篇小說。周士紅以其敏銳的社會洞察力和深刻的人文關懷，通過一系列鮮活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展現了80后、90后農民工在城市化浪潮中的生存挑戰和心靈困境。本文旨在對這部作品的文學地位、人物形象和作者的創作風格進行深入分析和評論。

 

一、 立體的人物群像：在欲望與純真之間徘徊的“城市候鳥”。

小說聚焦王小雪、梁尚軍、崔金龍、崔金花等一群從鄉村走向城市的年輕人。他們懷揣夢想，渴望通過奮斗改變命運，卻在城市的洪流中屢屢受挫。梁尚軍從單純少年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淵；崔金龍在創業與失敗中反復掙扎；王小雪在情感與生存的夾縫中逐漸迷失；崔金花則在苦難中堅韌成長……這些人物不是符號化的“打工者”，而是有血有肉、有欲望有軟弱的真實個體。他們的命運軌跡，交織成一部都市邊緣人的“浮世繪”。

小說成功塑造了一組逃離鄉土、闖入都市的青年群像，他們絕非扁平化的符號，而是充滿矛盾與張力的復雜個體。梁尚軍——從“誤闖者”到“墜落者”。他的人生軌跡是一條令人扼腕的下降線。從童年稚嫩的“情書”到被“小蝴蝶”欺騙，從為虛幻愛情遠赴海外到最終因愛生恨鋃鐺入獄。梁尚軍集中體現了在缺乏正確引導下，鄉村青年面對城市光怪陸離時的無力與迷失。他的每一次選擇，都混合著原始的欲望、天真的幻想和破滅后的暴戾，是小說中最具悲劇色彩的角色。崔金龍——理想主義“實干家”與屢戰屢敗的“妥協者”。作為故事的另一主線，崔金龍代表了另一種掙扎。他懷揣創業夢想，開小吃部、做假醋、經營廣告公司，屢敗屢戰，展現了驚人的韌性。然而，他的奮斗歷程也是一部與灰色規則妥協的歷程——為開小吃部辦衛生許可證不得不選擇義務接送科長女兒往返輔導學校，為了生意的需要不得不違心傷害自己朝夕相處、同甘共苦的愛人。他的形象揭示了在特定環境下，堅守純良與獲取成功之間的艱難平衡，以及底層創業者的艱辛與無奈。王小雪——從“厭惡者”到“依附者”再到“覺醒者”。王小雪的命運是女性在都市中尋求依附最終幻滅的典型。她最初厭惡梁尚軍的粗鄙，心屬踏實上進的崔金龍，卻在崔金龍事業受挫時，為生存無奈地成為權力與資本交換的棋子——成為范學文、劉一品們利用的工具和附屬品。她的經歷深刻揭示了在缺乏獨立經濟與精神支柱的現實情形下，女性身體與情感如何被物化的典型。王小雪最終攜子歸鄉，拒絕所有男人的復合請求，是一種悲劇性的覺醒，也是對都市浮華的最后告別。崔金花與楊汝軒——苦難中開出的“堅韌之花”。這對夫妻代表了在夾縫中堅守尊嚴與愛情的另一種可能。從工傷、失業到楊汝軒最終墜亡，苦難一次次將他們擊倒。但崔金花在艱難的維權道路上跋涉，獲得最終的賠償后，毅然選擇擔負起已故丈夫父母的養老送終的責任。她在“女人因獨立而自信；女人因獨立而美麗”的信條鼓舞之下，開店創業，完成了從依附者到獨立支撐者的艱難蛻變。她的選擇，為這部灰色調的小說注入了一抹難得的暖色與力量。

 

二、 深刻的主題挖掘： beyond “生存”，直指“存在”。

《漂在都市》不僅寫“漂”，更寫“無法扎根”的痛。小說通過幾個主人公在城市中的種種遭遇——工作不穩定、情感無依、尊嚴受挫、法律邊緣的掙扎——揭示了農民工群體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身份焦慮與精神漂泊。他們既無法真正融入城市文明，也難以回歸鄉土傳統，成為“兩不靠”的懸浮者。作者以冷靜而悲憫的筆觸，寫出了這種“無根狀態”對人心靈的侵蝕與扭曲。

《漂在都市》的深刻之處，在于它超越了單純展現生存艱難的層面，進而探討了更為本質的“存在”問題。

身份的撕裂與認同的焦慮。書中人物普遍處于“回不去的鄉村，進不去的城市”的尷尬境地。他們在城市是“他者”，在故鄉是“異客”。這種雙重疏離感，造成了深刻的精神無根狀態。崔金龍最終決心“再不回上灣村”，是一種決絕，也是一種無法找到歸屬的悲涼。

王小雪是作品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她的形象代表了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憧憬和對現實挑戰的無奈。從高考落榜到城市打工，再到被迫從事不道德的職業，王小雪的人生軌跡展現了夢想與現實的激烈碰撞，揭示了農民工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心理落差和生存困境。梁尚軍的形象則代表了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身份認同迷茫。從被迫輟學到混跡社會，再到出國打工，梁尚軍的人生經歷反映了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邊緣化狀態和對自我價值的追求。崔金龍和崔金花兄妹的形象則展現了城鄉差異對個體命運的深刻影響。崔金龍的奮斗與挫折，崔金花的堅韌與無奈，都是城鄉二元結構下個體命運的縮影，體現了農民工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復雜情感和生存挑戰。

純真的流失與道德的困境。小說毫不避諱地描寫了鄉村淳樸美德在都市叢林法則下的節節敗退。梁尚軍的墮落、王小雪的妥協、崔金龍的灰色手段，都指向一個殘酷的現實——在生存壓力下，道德底線不斷被重新定義。然而，作者并非簡單地批判，而是帶著理解去呈現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現實，引發讀者對時代與人性的深層思考。

系統性的困境與個體的掙扎。個人的悲劇背后，總有系統性的影子。無論是工地安全措施的缺失、維權道路的艱難，還是辦證過程中的權力刁難，亦或是企業管理中的冷漠與不公，都清晰地表明，人物的命運不僅是個人選擇的結果，更是社會結構性問題下的必然。這使得小說具有了強烈的揭示社會現實主義的色彩。

 

三、 精妙的敘事藝術：細節的力量與結構的交響。

小說將“生活細節決定人生成敗”這一理念貫穿始終。無論是崔金龍為辦證接送科長女兒，還是王小雪因丟失手工針而遭處罰，或是梁尚軍為愛情遠走他國卻最終幻滅……每一個細節都是人物命運的轉折點，也是社會現實的縮影。作者通過這些看似瑣碎卻極具代表性的情節，構建起一個真實可感的世界，讓讀者在細微處見宏大，在平凡中見深刻。

細節的真實感。周士紅的敘事魅力在于其對生活細節的精準捕捉。清晨五點被叫醒的攤鋪工、隧道工地里令人窒息的混合氣體、集體宿舍中隔開的布簾、為辦證接送孩子的五十二天……這些細節如同一塊塊磚石，壘起了故事真實可信的根基，讓讀者的感官與人物同步，共同體驗那份疲憊、屈辱與渴望。

多線并行的復調結構。小說采用多人物視角并行推進的敘事策略，如同交響樂的不同聲部。梁尚軍的“邪道”、崔金龍的“正道”、王小雪的“情路”、崔金花的“苦路”交織在一起，共同奏響了一曲恢弘而悲愴的都市漂流者樂章。這種結構不僅擴大了故事的容量，也形成了人物命運間的對比與呼應，深化了主題。

 

四、 作者與時代：一位記錄者的使命感。

作家周士紅，先后做過中學教師，鄉政府秘書，鄉鎮企業廠長；從事過國企、外企、民企管理工作。自小便和文學結下不解之緣，尤其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周士紅走上講臺，風度瀟灑地傳道、授業、解惑時，便不時有散文、小說、報告文學之類的作品見著報刊，可謂是家鄉百里挑一的秀才。之后，他始終延著文學海洋的岸邊，駕著夢想之舟，迎風破浪，筆耕不止，無怨無悔，為達到自己理想的彼岸而堅持不懈。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共發表和出版作品近三百余字，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人約天涯》、《新生行業》、《飄在都市》、《大潮起落》；中短篇小說《飄動的云彩》、《燕子歸來》、《一束鮮花》、《小道曲曲彎彎》、《“芝麻官”王正國》；散文《唐奶》、《父親的眷戀》等等。其創作題材豐富：從家庭情感類小說，到社會問題小說，再到職場題材小說，幾經轉換，嫻熟地書寫著多種題材，其閃轉騰挪、靈活自如的筆觸令人驚艷。新近創作的一部近50萬字的長篇小說《潮生》是作家歷時數年完成的又一部講述一個家庭兩代人在時代與命運的浪潮中掙扎、沉浮與新生的故事，反映兩個時代背景下一個家族的命運沉浮史。故事飽滿，人物立體。

周士紅豐富的人生經歷——從鄉村教師到企業管理者——為他的創作提供了獨一無二的素材庫和觀察視角。他既懂鄉土的人情世故，也諳都市的運行規則。因此，他筆下的人物沒有淪為被俯瞰的樣本，而是被平等地對待、被深刻理解的鮮活生命。他的寫作，承載著一位有良知的作家記錄時代、為沉默者發聲的使命感。他所榮獲的“五個一工程”獎、袁鷹文學獎等諸多獎項，正是對其作品思想性與藝術性雙重高度的肯定。

作為一位有著多年基層工作經驗的作家，周士紅對城鄉社會生態有著敏銳的觀察與深厚的理解。他的筆觸既冷峻又溫情，既不回避現實的殘酷，也不放棄對人性的希望。在《漂在都市》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他對社會問題的揭示，更是對普通人生存意志的禮贊。尤其是崔金花在丈夫去世后堅強創業、承擔家庭責任的形象，仿佛成為夜色中一束不滅的光。

 

五、《漂在都市》的文學地位：一部深刻揭示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態的力作。

周士紅的長篇小說《漂在都市》是一部深刻描繪當代中國農民工群體在城市與鄉村、理想與現實之間掙扎求存的現實主義力作。作者以其豐富的人生閱歷與扎實的文學功底，構建了一個充滿張力又貼近現實的故事世界，不僅呈現人物命運的跌宕起伏，更折射出社會轉型期中個體與群體的精神困境與生存哲學。

作家以其獨特的創作視角、鮮活的人物形象展現了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生存挑戰和心靈困境，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和現實意義。通過對這部作品的深入分析，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新生代農民工的生活現實，關注他們的權益保護，促進社會的公平與和諧。一是現實主義的回歸與超越。《漂在都市》以其貼近現實的筆觸和深刻的社會意義，標志著現實主義文學在當代的回歸與超越。作品不僅真實再現了農民工的生活狀態，更進一步探討了他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身份認同和心理變遷，體現了作者對現實的深刻反思和文學的社會責任。 二是新生代農民工的代言人。作為新生代農民工的代言人，《漂在都市》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洞察力，展現了這一群體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獨特經歷和復雜情感。作品不僅記錄了他們的苦難和掙扎，更揭示了他們的夢想和追求，為這一群體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三是社會變遷的鏡像。《漂在都市》是社會變遷的鏡像，反映了中國社會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深刻變化。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既是個體命運的縮影，也是社會變遷的見證，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總之，《漂在都市》是一部值得反復品讀的佳作。它不提供廉價的安慰與虛假的成功，它只是冷靜而忠實地呈現：在一個急速變化的時代，一群普通人如何用盡全身力氣去生活、去愛、去夢想，又如何在與現實的一次次碰撞中頭破血流。它讓我們看到，所謂的“都市夢”的背后是無數具體的、瑣碎的、不堪的，卻又閃爍著微弱人性光輝的細節。讀完此書，我們或許更能理解身邊每一個“漂泊者”的沉默，也更能反思，我們每個人在這場時代的洪流中，該如何安放自己的身體與靈魂。

 

作者簡介：郭玉琴，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80后女作家。主攻文學評論，兼涉散文與中短篇小說創作。作品見于《長篇小說選刊》《中國女性文學》《中華讀書報》《北京日報》《羊城晚報》等百余家報刊，累計發表逾百萬字，多次獲省級及以上文學獎項。其評論聚焦中外作家作品，融合鄉土敘事與女性視角，被贊“刻畫人物鮮活立體，展現中原地域生態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