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夢與鐵籠

——長篇紀實小說《新生行業》中的精神煉獄與現代性迷失

 

作者：郭玉琴

 

知名作家周士紅的長篇紀實小說《新生行業》以超過二十萬字的沉甸甸篇幅，為廣大讀者呈現出一幅關于當代傳銷活動的全景式文學圖譜，作家也因此被稱為：中國傳銷小說第一人。

周士紅是位草根作家，以其深植現實的文學創作與跨越多界的人生閱歷，構筑出獨具魅力的寫作世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從教師、秘書到企業高管，豐富的人生軌跡為其創作注入厚重的現實底蘊。作為中國小說學會、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已創作長篇小說《人約天涯》、《新生行業》、《漂在都市》、《潮汐》、《兩代人》（暫定名）等多部長篇小說，累計創作數百萬字。作品扎根現實，鐫刻時代印記，不僅榮獲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袁鷹文學獎等重要獎項，更在喜馬拉雅、掌閱、番茄等平臺廣受讀者歡迎，實現了文學品格與社會影響力的有機統一，是兼具藝術價值與大眾影響力的實力派作家。 

作家近照

 

長篇紀實小說《新生行業》是一部首次全面深度揭示國內傳銷內幕的長篇紀實小說。小說通過上海某市政公司政工部長陶雷突然被朋友以高于其現有收入的三倍承諾騙到南方某城，接觸連鎖銷售，從來到這個所謂的新生行業里，目睹了種種怪異的場面，通過被動接受多形式、多內容的洗腦后墜入陷阱，到燃起百萬富翁的希望，再到希望徹底幻滅這一漫長經歷的描述，深刻揭示所謂的新生行業實際是一個層層設局、環環相騙的行業。小說深刻描寫了被傳銷頭目王佳夢騙到行業里邊的胡氏姐妹、宋氏姐妹、賀氏兄妹、孫氏兄妹等各類涉足傳銷人員的不幸命運，生動細膩地刻畫了陶雷、李露、賀曉梅、朱玲、溫慶年等人物的不同形象。

作家以獨特的視角、大膽的筆觸進入傳銷這一鮮為人知的領域。

這不僅是一部情節跌宕的敘事作品，更是一部深刻剖析社會心理、經濟異化與人性沉淪的精神診斷書。在消費主義浪潮席卷、成功學話語泛濫的今天，這部作品以其冷峻的筆觸和近乎人類學田野調查般的細膩描摹，將“連鎖銷售”這一現代巫術的運作機制、話語體系及其對個體靈魂的蠶食過程，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要真正理解這部作品的重量與鋒芒，需超越簡單的故事復述，深入其敘事迷宮的內核，探究其如何通過文學的形式，完成對一場集體性精神癔癥的社會學解剖與哲學反思。

 

一、結構性沉淪：敘事迷宮與心理塌陷的精密同構

《新生行業》最顯著的敘事智慧，在于其結構與主題形成了驚人的同構關系。小說敘事并非平鋪直敘，而是精心構筑了一個逐步收緊的“心理陷阱”，其節奏與主人公陶雷被洗腦、被馴化的過程嚴絲合縫。

開端：裂縫的植入與信任的崩解。小說開篇于古樸的潘州冼太廟，傳統信仰空間與后續的現代騙局并置，構成第一重反諷。陶雷帶著對好友王佳夢“年薪十萬”承諾的憧憬南下，此承諾直擊其作為上海國企中層卻經濟困窘的軟肋——房貸、子女教育、贍養壓力、社交中的身份焦慮。作者不惜筆墨鋪陳陶雷過往生活的“體面的拮據”，為其后的淪陷埋下堅實的心理伏筆。當“盒飯生意”瞬間變為“連鎖銷售”，陶雷的第一反應是憤怒與恐懼，這是正常認知的防御。然而，敘事在此發生了第一次微妙的轉折：王佳夢并未采用暴力拘禁，而是以“既來之，則安之”、“了解無妨”的柔性姿態，配合“冼太廟求簽”這一傳統心理慰藉儀式，巧妙地將陶雷的激烈抵抗轉化為一種疲憊的、觀望式的妥協。冼太廟求得的“上上簽”及其解讀（貴人引路、百折不撓），成為植入其潛意識的第一顆“命運認同”的種子，敘事氛圍由此從外部沖突轉向內部拉鋸。

發展：話語的牢籠與認知的重構。小說中篇大部，堪稱一部“傳銷話術百科全書”。作者以驚人的耐心，近乎實錄般地展現了“陳大經理”（合法性、行業前景）、“李大經理”（謊言哲學、法律擦邊球）、“馬經理”（縫紉機故事、銷售模式革新）、“趙大經理”（區分傳銷與連鎖、制度優越性）、“蔣經理”（五級三晉制、百萬財富演算）、“戴大經理”（生活管理制度）、“董大姐”與“嚴經理”（成功者神話）等七次核心“授課”。每一次授課，并非簡單重復，而是針對陶雷心理防線的不同層次，進行遞進式拆解與重建：從破除“違法”恐懼，到塑造“機遇”認知；從解釋“錢從何來”，到描繪“財富藍圖”；從強調“制度保障”，到灌輸“感恩心態”。敘事節奏于此變得滯重、冗復，猶如一場精神上的“疲勞審訊”，而這正是作者刻意營造的閱讀體驗——讓讀者與陶雷一同被淹沒在這套邏輯自洽、激情澎湃卻又空洞無比的話語洪流中，切身感受其強大的裹挾力。陶雷的心理變化曲線，在敘事中被精細刻畫：從“抵觸沉默”到“禮貌回應”，再到“主動提問”，最終到達“熱血沸騰”。當理性的質疑被一套宏大、復雜且閉環的理論體系所吸納和化解時，個體的獨立思考便宣告癱瘓。

高潮：儀式的賦魅與集體的狂歡。“申購現場”與“工資發放大會”是小說敘事的高光時刻，也是傳銷體系進行“現實確證”與“精神加冕”的核心儀式。作者以冷靜如攝像機的筆法，記錄下現場的諸多細節：拉緊的窗簾制造的信息隔絕感，整齊劃一的自我介紹與掌聲，桌上刺目的成摞現金，經理們點鈔的職業化動作，新人簽字時“無悔”的宣誓，以及握手道賀時彌漫全場的、具有傳染性的狂喜。這些儀式，通過戲劇化的舞臺設置、嚴格的程序正義（提問、確認、數錢、簽字）和集體情緒的高頻共振，將虛幻的“財富承諾”轉化為一種可觸摸、可圍觀、可參與的“當下真實”。陶雷在那一刻的激動，已非單純對金錢的渴望，更是對自身新獲“身份”（即將成功的百萬富翁）的確認，以及對融入這個“互助、友愛、充滿希望”集體的歸屬感的沉醉。敘事于此，完成了將個體徹底“體制化”的關鍵一步。

結局：深淵的凝望與未竟的挽歌。小說結尾于陶雷成功申購后，開始學習“邀約技巧”，并滿懷“玫瑰憧憬”地規劃未來集團公司的藍圖。這并非一個真正的結局，而是一個開放且更具悲劇性的省略號。敘事沒有給出一個光明的反轉或徹底的醒悟，而是讓陶雷繼續在美夢中滑向更深之處。他與溫慶年關于王佳夢與沈福忠曖昧關系的對話，以及橫穿馬路時對“雷克薩斯”轎車的羨慕，這些看似閑筆，實則是點睛之筆：它揭示了在這個體系中，人際關系已被徹底工具化，道德感日趨麻木，而對物質符號的迷戀成為唯一的精神動力。小說在陶雷最樂觀的時刻戛然而止，留給讀者的卻是無盡的寒意——我們目睹了一個靈魂如何完整地交出了自己。

 

二、人物譜系：體系中的齒輪與人性光譜

周士紅筆下的人物絕非面目模糊的符號，而是在傳銷鐵籠中呈現不同生存狀態與人性樣貌的復雜個體，共同構成了一幅鮮活的“體系生態圖”。

陶雷：現代“理性人”的潰敗樣本。作為核心視角人物，陶雷是作者著墨最深、也最具普遍意義的形象。他并非愚昧無知之輩，而是受過一定教育、有穩定工作和社會經驗的“理性人”。他的淪陷，恰恰證明了傳銷的可怕之處不在于欺騙無知者，而在于能夠系統性地攻克理性人的心理防線。他的弱點具有時代共性：一是“中產焦慮”，表面光鮮下的經濟脆弱性與上升通道的阻塞感；二是“關系性孤獨”，在大都市人際疏離中，對來自故鄉老友（王佳夢）所代表的溫情與信任的過度依賴；三是“機會主義渴望”，在社會快速分層背景下，對“捷徑”既懷疑又無法抗拒的復雜心態。作者通過大量的內心獨白，展現了其理性與欲望、懷疑與說服之間的反復纏斗，最終是“百萬富翁”的確定性幻象，戰勝了對其手段不確定性的疑慮。陶雷的悲劇在于，他用一套精密的理性計算（投資回報率），踏入了一個非理性的瘋狂體系。

王佳夢：背叛者與皈依者的雙重面孔。王佳夢是連接舊世界（傳統人情社會）與新世界（傳銷網絡）的關鍵樞紐。她曾是體制內的官太太，生活優渥卻婚姻不幸，內心充滿失落與掌控欲的危機。她的轉變極具代表性：從一個可能的受害者，迅速轉變為最積極的加害者與體系維護者。她對陶雷的欺騙，裹挾著復雜的情感——既有利用舊友信任的冷酷算計，也有某種“帶你看真相、共謀富貴”的扭曲“善意”。在體系中，她如魚得水，運用其社會經驗與人脈資源，迅速構建起以家庭為核心（兒子韓軍為名義下線）、輻射熟人網絡（宋月娥、胡芳芳）的龐大傘下體系。這個人物揭示了傳銷如何精準利用并異化中國深厚的“熟人社會”基因，將人情、面子、信任等傳統倫理資源，轉化為獵殺與擴張的資本。

“經理”群體：話語祭司與人格面具。從年輕貌美的陳大經理、儒雅宏論的李大經理、故事高手的馬經理、威嚴十足的趙大經理，到精于算賬的蔣經理、慈眉善目的董大姐，這群“講師”構成了傳銷王國的“話語祭司”階層。他們各具特色的人格表演，并非個性使然，而是體系根據“新人”不同類型（如陶雷這類有文化的懷疑者）而派出的“定制化面具”。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有一套完美的、不容置疑的個人“成功神話”作為背書；都深諳心理學與演講術，能將荒謬邏輯講述得充滿激情與感染力；他們的權威并非來自暴力，而是來自對那套封閉知識體系的壟斷性解釋權。他們是體系的靈魂，也是體系最忠誠的產品與符號。

體系眾生：被改造的日常與扭曲的共生。李露的活潑、邵海香的沉默、楊洋的世故、沈福忠的殷勤、溫慶年的“覺醒”與算計……這些同吃同住、共同學習的“事業伙伴”，構成了陶雷日常生活的全部環境。他們嚴格執行AA制，輪流值日，禁酒禁賭，學習“羊皮卷”，過著一種高度紀律化、集體化、去欲望化的“苦行僧”式生活。這種生活模式具有雙重功能：一方面，通過艱苦的集體生活，磨滅個性，強化“創業”的悲情與崇高感，形成強大的群體歸屬與壓力；另一方面，這種表面的“純潔”與“秩序”，與對外部世界“物欲橫流”、“人情冷漠”的描繪形成對比，從而完成對體系自身的精神美化。他們每個人既是受害者，也是維系這個受害者循環的微小齒輪。

 

三、話語剖析：現代巫術的修辭術與精神控制密碼

《新生行業》的巨大文獻價值，在于它幾乎原封不動地記錄了傳銷組織一整套高度成熟、極具蠱惑性的話語體系。這套話語是一個雜糅了經濟學概念、成功學雞湯、法律詭辯、民族情緒與偽勵志哲學的“話語雜燴”，其核心修辭策略如下：

1. 宏大敘事嫁接與合法性盜用。這是話語體系的基石。他們巧妙地將“連鎖銷售”與國家戰略（解決就業、抵制洋貨、搞活地方經濟）、經濟發展趨勢（人際網絡取代傳統銷售）、甚至領導人講話片段強行關聯，營造出“國家暗中支持”、“把握時代脈搏”的宏大幻象。同時，通過曲解“試點”、“立法滯后”等概念，將自身的非法性辯解為“超前性”和“機會窗口”。這種話語策略旨在將個人發財欲望，升華到為國為民、順應歷史潮流的道德高地，從而賦予參與者一種虛幻的使命感與正義感。

2. 科學外衣與數字巫術。“幾何倍增”、“五級三晉制”、“等腰梯形出局制”等，套用了數學、管理學的概念外殼，使其運作模式顯得“科學”、“公平”、“可控”。尤其是蔣經理的“算賬”環節，通過一系列看似嚴謹的乘法運算，將虛無縹緲的“百萬財富”分解為每月、每份的具體數字，完成了財富幻覺的“現實化”編碼。這種“數字魔力”，對于擅長理性思維的陶雷們，具有致命的說服力。

3. 二元對立的世界觀建構。話語體系精心構筑了一個鮮明的二元世界：內部是“團結、互助、自律、充滿希望”的烏托邦；外部是“競爭激烈、人情淡薄、懷才不遇”的墮落現實。傳統行業被描述為“金字塔”（終身制、剝削），而他們的體系則是“等腰梯形”（公平、輪流坐莊）。通過這種對比，不僅美化了自身，更重要的是切斷了成員與過往社會的精神聯系，使其產生對體系的深度依賴。

4. 痛苦的美學與延遲滿足的承諾。“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今天睡地鋪，明天當老板”……話語體系將當下的艱苦生活（喝稀飯、睡地鋪、步行）儀式化、神圣化為成功必經的“修煉”。它挪用并扭曲了傳統的奮斗倫理，將承受體系剝削的痛苦，自我論證為未來巨額回報的必要投資。這種“延遲滿足”的宏大承諾，有效地壓抑了當下的不滿與懷疑。

5. 閉環邏輯與禁絕思辨。整個話語體系是一個嚴密的邏輯閉環，任何外部質疑都能在其中找到預設的“答案”。懷疑合法性？有“法律擦邊球”理論。懷疑是傳銷？有“七點不同”的精細區分。懷疑掙不到錢？有復雜的獎金算法和“成功案例”。同時，體系嚴禁成員之間進行“負面交流”（鉆牛角尖），通過“實話實說”等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剿殺任何異端思想。最終，個體的思辨能力被這套無懈可擊（在其框架內）的話語徹底封印。

 

四、社會隱喻與哲學追問：鏡中之城與時代精神癥候

《新生行業》的文學力量，最終超越了個案揭露，升華為對當代社會普遍精神癥候的深刻隱喻與哲學追問。

其一，對“速成神話”與“脫實向虛”經濟心態的批判。小說中的“連鎖銷售”，不生產任何真實的社會財富，其本質是一場通過拉人頭進行的資金騰挪游戲。它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根植于一種廣泛的社會心態：對實體經濟艱辛積累的厭倦，對金融魔術、概念炒作等“虛擬增值”方式的迷戀，渴望跨越過程、直達結果的“速成式成功”。陶雷們的選擇，是整個社會浮躁心態與財富焦慮的微觀縮影。

其二，對傳統人際關系在現代商業邏輯下的異化展示。傳銷的裂變式傳播，極致地利用了中國人以親情、友情、鄉情為紐帶的社會信任網絡。王佳夢騙陶雷，陶雷未來要去騙自己的親友……小說冷峻地揭示了，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傳統倫理道德是何等脆弱。人際關系被徹底“資本化”，情感成為最有效的“獵殺”工具。這無疑是對社會信任基礎的一次沉重叩擊。

其三，對個體在“絕對理性”幻象中的非理性迷失的揭示。陶雷的整個過程，伴隨著大量的“理性計算”。然而，當他將全部心智用于計算一個建立在謊言之上的數學模型時，他恰恰陷入了最深的非理性。這隱喻了現代人的一種困境：我們過于相信工具理性、計算理性，卻可能在此過程中喪失了價值理性與對現實的基本感知，在自我構建的精密邏輯迷宮中，走向集體的瘋狂。

其四，對“希望”作為一種統治技術的文學呈現。傳銷體系最核心的控制力，不是恐懼，而是“希望”。一個關于“百萬富翁”、“成功老總”的清晰、美好、似乎觸手可及的希望，成為驅動所有人忍受當下、積極行動、并自覺維護體系的精神鴉片。這種“希望管理”，比任何暴力恐嚇都更為持久和有效。小說讓我們看到，當“希望”被精心制造、定向投放時，它可以成為奴役靈魂最有效的武器。

 

五、藝術得失與文學史坐標

在藝術上，《新生行業》采用了高度寫實、甚至略顯樸拙的紀實風格。其長處在于逼真感與文獻性，作者放棄了很多文學性的修飾與騰挪，以一種近乎“深描”的方式，巨細靡遺地還原場景、記錄對話，產生了強烈的沉浸式效果與認知沖擊力。這種“反文學”的寫作，恰恰成就了其獨特的力量。人物心理描寫的細膩綿長，也是其顯著優點。

然而，這種寫法也帶來一定的局限：部分說教內容的直接轉述確實冗長，可能挑戰部分讀者的閱讀耐心；在文學意象的營造、敘事節奏的多變與語言的詩意升華上，作品有所節制。但或許，對于這樣一個題材，任何過分華麗的文學加工，都可能削弱其題材本身的殘酷性與真實性。

在中國當代文學譜系中，《新生行業》占據著一個獨特而重要的位置。它繼承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問題報告文學”的社會介入精神，但又以長篇小說的體量，獲得了更豐富的敘事空間與人性開掘深度。它與余華《兄弟》中對市場經濟初期荒誕性的捕捉、與閻連科《受活》中對集體癔癥的寓言化書寫，存在精神上的對話。它更是一部直指當下的“現在進行時”作品，為我們理解這個時代部分人群的精神世界、社會信任機制的裂痕以及資本邏輯對人性無孔不入的侵蝕，提供了極其珍貴、震撼的文學樣本。

 

綜上所述，《新生行業》是一部值得以數千字、上萬字乃至更多篇幅去認真探討的作品。它不僅僅講述了一個關于欺騙與發財夢的故事，它更是一面冰冷的鏡子，映照出我們時代隱蔽的欲望溝壑、理性自負背后的愚蠢，以及在那套華麗、激情、充滿邏輯感的話語之下，個體靈魂被悄然掏空與重塑的恐怖過程。周士紅以文學家的敏銳洞察和社會記者的冷靜筆觸，為我們留下了一份關于當代中國社會某種精神疾病的詳盡病理報告。閱讀它，是一種不愉快的、甚至令人窒息的體驗，但正如所有杰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一樣，這種不愉快，正是其價值所在——它迫使我們在合上書頁之后，不得不去審視自身所處的現實，警惕那些披著“新生”、“機遇”、“財富”外衣的美麗鐵籠，并重新思考，在這個喧囂的時代，何為真正的價值，何為人之為人的不易與尊嚴。

 

作者簡介：郭玉琴，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80后女作家。主攻文學評論，兼涉散文與中短篇小說創作。作品見于《長篇小說選刊》《中國女性文學》《中華讀書報》《北京日報》《羊城晚報》等百余家報刊，累計發表逾百萬字，多次獲省級及以上文學獎項。其評論聚焦中外作家作品，融合鄉土敘事與女性視角，被贊“刻畫人物鮮活立體，展現中原地域生態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