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文字的局限

——《語言構建的世界》補缺

 

作者：倪章榮

 

拙作《語言構建的世界》在“作家網”及其他網絡平臺上發表之后，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也有部分人因此開始思考文字與文化、文字與制度、文字與道德、文字與人性的關系。幾十年來，本人一直在進行這一問題的思考，由于學識的限制加上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十分稀少，本人的思考和見解無法做到那么精準和深刻，只能在不斷地思考中發現問題，完善認識?！墩Z言構建的世界》的主要觀點是：由象形文字（方塊字）構建的世界，是一個被隔離、被限制、被固化的世界，它不僅有兩套語言文字體系，還一直被部分人操縱。是導致落后、腐敗的主要原因。在此文中，我重點探討的問題是，象形文字與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思維能力問題。

形象文字最大的問題是還不是書寫繁復與認字困難（一個一個地認、一個一個地寫，確實很困難），也不是沒有字母排序，它的最大問題是容易產生歧義，尤其是使用線性文字的人員閱讀和翻譯時。具體表現在：一、詞匯歧義。1、 ?同音異義，?比如“yóu chuán”，可以指“油船”“游船”或“郵船”；2、?同形異義?：像“別”字，既可以是動詞“用別針固定”，也可以是副詞“不要”；3、?一詞多義?：比如“關門”可以表示“營業時間結束”，也可以指“停；“方便”，即可以是“這里交通很方便”，也可以是“我去方便一下”。二、 語法結構導致的歧義。例1：“進口汽車”。A：動賓短語（進口/汽車，指“從國外輸入汽車”），B：偏正短語（進口的汽車，指“來自國外的汽車”）。例2：“開刀的是他父親，含義A：他父親是醫生（給別人開刀），含義B：他父親是病人（被開刀）。

除了前面提到的歧義問題，漢字的偏旁部首也是認知道路上的“攔路虎”，它不同于拉丁字母，一個拉丁字母可以與任意其他字母組成詞語，而偏旁部首卻無法與所有偏旁部首組成詞語甚至連字也無法組成?！般摺迸c“刂”能夠組合成一個字嗎？“?”與“阝”呢？因為象形文字的筆畫排列組合成為字、詞的能力不強或者說困難太大，導致依靠這種語言文字進行思考和表達的人群認知能力與開拓創新能力嚴重受限。

由于象形文字的一系列缺陷，使其表達出現模糊化、固態化、刻板化、隔離化，讓使用者幾乎無法滋生抽象思維能力，有些人出于好奇，對宇宙、生命、物質、運動等等產生過疑問，比如屈原就寫過《天問》，可他們只是好奇，也只停留在疑問上?！疤靾A地方”也好，“天人合一”也好，“陰陽互補”也好，流星隕落對應地上的人的死亡也好，都只是想象力的呈現，根本沒有進入邏輯思維的軌道，邏輯學從來沒有進入過方塊字地區。中國古代產生了許多文學家、詭辯家、權謀家，也有十分豐富的想象成果，誕生了“后羿射日”、“女媧補天”、“鵲橋相會”、“嫦娥奔月”等等頗具震撼力與可讀性的故事，形象思維能力包括“他人即地獄”的想象能力很強，卻不會把事物與事物關聯起來進行思考，不會尋找物與物之間、物與人之間、人與人之間的規律，不會從事物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質（我們也有很多”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敘述，可我們的所謂”本質”，基本上都是自以為是的”本質”，與真正的”本質”毫不相干），知道“天外有天”，卻又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知道蘋果從樹上掉下來是因為果子熟透了，想不到地球上存在引力；知道船可以浮在水面，卻不知道流體對浸入物體的向上托力；知道瓦斯爆炸是因為不通風和火光，不知道甲烷、乙烷與爆炸的關系，想不到還有有一個叫一氧化碳的東西……因為什么都不懂，所以什么都不信，因此，我們這片土地鮮有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也沒有誕生過成熟的影響深遠的宗教，初始狀態的宗教還是有的，比如巫術，但它只是某種想象力的延伸，道教也不過是一種并不嚴謹的理論與巫術的結合體，沒有進入到神學的深處與境界的高度，與真正的宗教還是有著不小的距離（所謂信神信佛基本上都是假的）。

《易經》不是一本哲學書，更不是一本科學書，沒有任何假設、推導、規律、定理，更沒有公式，無法復制，無法檢驗，只能完全靠臆測——我高度懷疑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說什么。因此，《易經》在象形文字的世界便成了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神書，幾千年后發生的事情，也能從書上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字、符號上找到“依據”?？纯次鞣侥切┱軐W、科學著作，無論是《政治學》、《形而上學》、《幾何原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還是其他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著作，無一不是提出問題，論證問題，歸納問題，如果是科學著作，無一例外都有定理、公式，都可以檢驗、復核。我們幾千年的歷史上，有一本這樣的著作嗎？我們也看到了“物”，我們也看到了“天”，可我們的“物”只是獨立存在相互割裂的“物”，我們的“天”，僅僅是我們頭上那片“天”。原因當然有很多，但象形文字無法有效伸張與連貫反應，是重要原因。

抽象思維雖然“抽象”，但是卻能夠尋找出規律，推導出定理，并用符號確立公式，物理、化學定理既可以證實也可以證偽，數學因其不是科學，定理無法證偽，純粹邏輯推理的結果，那些依靠邏輯產生的結果，卻能指導科學發現，解析宇宙世界的奧秘。這就是它的神奇與美妙之處。而形象思維雖然“形象”，能夠讓想象豐富、生動，很刺激，卻無法探求世界真相，改變生存狀況。抽象思維能力的產生，不是人種問題，不是地理問題，甚至不僅僅是文化問題，而是語言文字的達意、便利與否的問題。

聯系不緊密或聯系模式固定，這樣的文字便無法產生抽象思維，沒有抽象思維，便沒有哲學，沒有哲學則數學推理便無法進行，沒有數學推理便沒有數學定理和數學公式，沒有數學定理和數學公式便無法產生科學。

假定我們引進了包括加減乘除等號在內的符號及阿拉伯數字（況且千多年來都不曾引進），漢字也無法形成簡單、準確的公式。

a2+b2=c2（畢達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你能夠這樣表達嗎：氵2＋亻2=讠2嗎？ f′(ξ)=f(b)?f(a)b?af′(ξ)=b?af(b)?f(a)（拉格朗日中值定理）之類比較復雜的公式，象形文字就更加表達不了了。即使強行把方塊字偏旁部首納入公式，也沒法運算，比如三百五十四乘四百六十八，你如何列豎式？如何將乘后數字在紙上相加？

以畢達哥拉斯定理為例，其定理是：如果一個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那么這個三角形的兩條直角邊的平方和等于斜邊的平方，用公式這樣表達：a2+b2=c2。 簡單明了，套用便利。而古代中國對勾股定理又是如何表達的呢？

 中國很早便發現了勾股定理，據記載，商高（約公元前1120年）答周公曰“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币虼?，勾股定理在中國又稱“商高定理”《九章算術》對勾股定理是這樣表述的：今有邑方十里，各中開門。甲乙俱從邑中央而出。乙東出;甲南出，出門不知步數，邪向東北磨邑，適與乙會。率甲行五，乙行三。問甲、乙行各幾何?答曰:甲出南門八百步，邪東北行四千八百八十七步半，及乙。乙東行四千三百一十二步半。術曰:令五自乘，三亦自乘，并而半之，為邪行率。邪行率減于五自乘者，余，為南行率。以三乘五，為乙東行率。置邑方半之，以南行率乘之，如東行率而一，即得出南門步數。以增邑方半，即南行。置南行步求弦者，以邪行率乘之，求東者以東行率乘之，各自為實。實如南行率得一步。只有一步一步的操作，沒有抽象性的定理、公式，且詞義之含混、模糊，理解起來十分費力，不是學識很高、特別聰明之人，實在難以學會。

阿拉伯數字以及數學符號，直到清末民初才開始在中國廣泛使用，不過100多年時間。阿拉伯數字以及符號、公式，已經存在近千年了，也曾經被外域人和中國人從外域帶了進來，可我們一直拒絕使用。除了夜郎自大外，主要還是這些符號、字母、公式不符合我們的思維模式——既不方正，又不規矩，怎么看都不舒服，幾千年時間，方塊字已經將我們的思維方式固化了，容不得“鵲巢鳩占”。明末清初，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與中國人徐光啟合譯了《幾何原本》（《幾何原理》）前六卷，可閱讀者寥寥，因為在豎排文字中夾雜一些橫排的公式，顯得別扭與“水土不服”，讓人心生厭倦。即使到了清朝后期，士大夫階層還是堅持“中學為體”，視西方符號、字母為“奇技淫巧”，我們的科舉考試從未將數學納入考試范圍，至于物理、化學，連概念都沒有（對數學的認知也只是停留在算術階段）。

《周髀算經》有乘除和開方之類的詞語，可翻遍了該書，也沒找到如何乘除和開方的公式，有一些表述，但是語言模糊，理解困難。不過，中國宋元時期珠算便廣泛使用了，顯然是掌握了加減乘除的技巧，但局限性比較大，出門要帶上一個盤算，況且要把珠算學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沒有研究過古代中國人是如何發現數字運算方法的，被一些人津津樂道的《九章算術》，在漢朝便出現了，早則早矣，可又有多少人能夠弄懂書中所表述的算術問題呢？苦了那些對數字和運算感興趣的古人。

沒有準確的定理、公式，就無法在“數”上做學問、在“物”上找到規律。我們的《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之所以叫“算經”、“算術”，而不是叫“數學”，就在于它只是算數的技巧，而這種技巧又無法用簡單的文字和符號表述。不能否認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可語言文字限制了他們的思維。象形文字或者說方塊字，因其“各自為政”的文字特點，即使有一些發現，也無法將思維的結果連接起來，無法生成定理、公式，無法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于是便很難推廣和普及，也很難在已有的發現、發明基礎上深入下去。這樣便大大降低了人們的探索熱情和探索能力。因此，我們只有技術，從未產生過科學。

線性文字產生的思維是連貫的、持續的、不斷延伸的，象形文字產生的思維則是間隙的、隔離的、自我封閉的。

有人說，象形文字保留了原汁原味和原始狀態，線性文字則在不斷地制造新詞語的過程中覆蓋舊詞語，容易讓傳統丟失。豈不說文字留下的痕跡不可能丟失（尤其是在科技發達的現當代），即便丟失，也是丟失那些無用的東西。對人類有用的東西，是不可能被丟失的。而無用的東西留著它，不是徒增人類社會的負擔嗎？

線性文字26個字母或者23個字母，便能夠制造無數的詞語、概念，可象形文字即使掌握了幾萬個字，也制造不出太多的詞語和概念，尤其是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情況下。于是，只好借用外來東西。我們社會生活中基本的詞語、概念，皆來自西方或者已經脫亞入歐的日本（日本主要是中轉作用）。隨便舉幾由例子：社會、革命、社區、哲學、宗教、政治、經濟、數學、物理、化學、干部、公安、文學……離開了這些外來詞語，現代社會將無法運轉。

我們現在所用的概念、詞語之所以幾乎全部來自西方，并非西方的文化入侵，也不僅僅只是我們近代開始落后了，而是，我們的文字無法承載這個非凡的任務。它在現代文明面前顯得力不從心，伸展空間比較狹小，無法生成足夠滿足人類生活、探索的詞語、概念、定理。就如同一個一米四的女子，無論你怎么整容，都無法讓她風姿綽約。幾千年來，我們有哪一項理論、概念、定理、公式，被全世界接受并被廣泛使用？有一個在人類世界通用的詞匯嗎？一個也沒有！

上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對漢字進行了簡化，盡管簡化漢字對整個語言文字體系沒有任何改變，但起碼閱讀和書寫簡單了不少，是件好事。然而，中國的臺、港、澳地區，卻一直墨守成規，不愿簡化漢字，仍然堅持豎排文字，尤其是香港這個被西方殖民了百余年是城市（正式割讓之前，英國已經實際侵占了香港），還這么傳統，不可理喻，讓我想起了電視劇里那些拖著辮子穿西服的人士。

象形文字也有它的優勢，比如書法，不少書法作品看上去很美，書法也成為了一門藝術，讓一些有錢有閑之人趨之若鶩，以此彰顯“文化”與財富。文字成了“藝術”，讓一些學子多了一條上大學的門路，讓一些人可以成為藝術家，讓名利場又多了一個門道。線性文字不可能產生書法家，使用線性文字的國家也沒有將寫字列為大學專業，線性文字在這方面就無法與象形文字爭鋒。

象形文字帶來的思維定勢，導致大眾心理陰暗，認知短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寬容的朝代（在如此文化背景下出現那樣寬厚的君主實屬奇跡），尤其是對文人士大夫，300多年里幾乎沒殺過一個士大夫。然而，我們的眾多士大夫們，不是去思考政治改革和制度革新，除了胡謅幾句“橫渠四句”之類的空洞口號外，就是“發明”女人裹腳、“存天理滅人欲”之類殘害大眾的勾當。大多數的文人士大夫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寬松環境，或互相吹捧，或互相攻訐，或賣弄文采，或投機取巧，死抱傳統不放，對改革百般刁難。拿王安石變革為例，別的不說，僅“青苗法”而言，給予青黃不接時期的農民購買糧食和種子以低息貸款，良好的出發點毋須置疑，也被大多數人承認，只是執行過程中出了問題，地方官僚層層加碼、強迫交易，讓這項政策適得其反?？赏瑸楣倭诺氖看蠓騻儾蝗ハ朕k法解決執行過程中的問題，加強對地方官僚的管理，卻把矛頭指向王安石，欲將改革者置之死地而后快。當然，王安石的改革，也沒有觸及根本，沒有從權力來源、權力結構方面著手，試圖把權力關進籠子里，連想也不曾這樣想過?；蛟S這樣想了甚至這樣做了，也不一定成功，但至少不太會危及生命，也能讓后人對他們肅然起敬。可惜，宋朝出現了那么多鼎鼎大名的文人士大夫，除了王安石稍稍有點想法之外，沒有人有過改變的嘗試。其內在原因在于思維能力的缺陷，不知道國家是誰的國家，天下是誰的天下，不知道權力的目的是什么，不允許“標新立異”，只允許維護皇權和既得利益者的權益，只允許對普通人進行更加苛刻的統治甚至折磨。在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里卻誕生了十分野蠻的裹腳制度，貞節牌坊也遍地開花，讓人匪夷所思。象形文字對于文化、制度的影響以及人性的摧毀，我在《語言構建的世界》里已經說得比較透徹了，此文不再多言。

一些“西方偽史論”者，聲稱西方現代科技、包括現代文明，是剽竊我大明王朝的《永樂大典》的產物。簡直滑天下之大稽，不用去研究《永樂大典》的內容，僅一個連數學符號、公式都沒有，連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等等概念都沒有，沒有出現任何一個科學定理、公式的地域，怎么產生現代科技和現代文明？一片干涸的荒漠上，能夠生長出參天大樹嗎？一滴水都沒有，怎么會有金槍魚？麻布袋上繡花，會有精美的圖案呈現?這樣的反智言論竟然還得到了千萬人的認同或者說共鳴，可見，一些人的智商低下到什么程度!這樣的認知，再過一千年也不可能對人類有絲毫貢獻。

 

（倪章榮，筆名楚夢。作家、文史學者。）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