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室的十年長征


童慶炳
　    
我這一生可以說遭遇過三次打擊，三次低潮。第一次是小時候家里不讓我上學，讓我輟學；第二次是1963年，我被當成“白專道路”批判了一個月，就因為我發表了一篇研究《紅樓夢》的文章；第三次就是1990年，博導評選落選。當時我已經辭去了研究生院副院長的職務，回到教研室當主任，正準備一心一意把教研室建設起來，博導評選受挫將我個人和教研室都帶入了低谷。
　　
這時候，在我的面前就擺著一個問題：怎么辦？對我來說有兩種選擇，第一種就是選擇自己干，不管教研室了，教研室的主任我也辭掉，這樣子自己還可以清凈地做一點學問；第二種就是還要繼續干，帶領著教研室走出低谷，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單獨干，而是要跟大家通力合作，把教研室的團結、教學、科研都搞好，讓教研室走上一個比較高的教學科研水平。
　　
我自己反復思考，自己一生的追求就是想要為國家、為人民做點事情。所以選擇了克服困難，還是要繼續干。當時我的情緒很不安定，有的老師就來鼓勵我。比如啟功先生鼓勵我：“沒有什么了不起，你受這么點打擊有什么呀！我還當了22年的右派呢，這才出了頭了。不要灰心，要繼續干?！比缓笏麑懥艘环纸o我，是陸游晚年書房的對聯“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曉送流年”，意思就是你靜下來讀書吧。所以我給自己的書齋起名為“消永日齋”，紀念啟先生給我的鼓勵。
　　
鐘敬文先生也把我找去，現身說法，告訴我他最困難的時候是什么樣子的。有這些前輩老師的鼓勵，又有教研室一批年輕的教師都拿到了博士學位，我也覺得可以再做點事。
我堅定了信心之后，事情很快有了轉機。1991年，國務院博導評審組臨時增加了一次會議，會議中又通過一些博導。當時我沒有申請，結果卻在討論名單中，被拿出來投票，全票通過。這樣，我在1991年獲得了博導資格。
　　
也就在這個時候，經過幾次人事調整，教研室出現了比較和諧的局面。盡管我們只有一個教授，著作也不算很多，力量也不算很強，可以說正處在教研室的低谷時期，但我們就從低谷開始起步。記得有一天晚上，我把羅鋼、王一川、李珺平、張海寧，這四個年輕教師，找到東操場的一個雙杠旁邊，開了一個很簡單的會議，核心議題就是“我們怎么辦”。我們分析了教研室的利弊，做了比較深入的討論、思考，大家建立了信心，開始了教研室的十年長征。在接下來的十年里，我們打了四大戰役，之后我們教研室一下子成為全系乃至全國最強的一個教研室。
　　
第一個戰役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由黃藥眠先生和我兩個人從教育部領來一個博士點基金課題，課題叫“中西比較詩學”，1990年前后，我們就開始做這個課題。這個課題參加的人數達到二三十人，幾乎把所有相關專業的老師學生都組織到一起了。我們按照比較文學的結構和思路，集體撰寫出了中國從未有過的一本書，叫做《中西比較詩學體系（上下卷）》，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是在1991年出版的，樂黛云老師———研究比較文學的頂尖專家、北京大學的教授，看到這本書以后就說：“哎呀，我們研究了這么久，就是想寫這么一本書，結果我們沒寫出來，你們比我們先寫出來了。”
　　
第二個戰役，就是教材編寫。1990年，教育部決定高校要編兩部文學理論的教材。一部是由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合編的綜合大學教材。另外一部是師范院校教材，就由北師大、陜西師大、山東師大這些單位編寫。師范院校這部教材就由我牽頭。在文學活動論觀點的統領下，在靈活創造性地運用“古今中外法”的過程中，經過多次會議和漫長細致的統稿，師范院校這本教材于1992年出版了。沒想到的是，綜合大學的那本教材沒編出來。于是我們這一本不僅師范院校用，綜合大學也用。那時候中文系你不管是考哪個專業，都要考一門文學理論，指定的用書都是這本書。后來，我又下了比較大的工夫出了第二版，叫修訂版。然后是第三版，現在已經修訂第四版。這個教材在中國影響很大，直到現在仍然還在使用，已經印了一百多萬冊。每年我們編寫教材的人都可以拿到不少的稿費，像我每年要拿三萬多元，這書直到現在還在印刷。我之所以說它是一個戰役，不只是針對這一本書而言的。我們從這本教材得到啟發，我們發覺學術觀點要有影響力，就要編各種各樣的書，后來我們就編了好多本書，比如《文藝心理學教程》、《馬克思與美學理論》、《西方文論發展史》、《美學》等等。我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形成了一套教材體系，很有沖擊力。這樣在各個高校，無論是基礎課也好，選修課也好，都是用的我們北師大文學理論教研室編的書。
　　
第三次戰役，是把我們八十年代所做的心理學美學發揚光大。我們考慮到，僅僅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文學、美學創作、美學作品，還是有缺陷的。因為文學畢竟跟社會有著密切的關聯，文學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所以，我們有了教育部的一個課題———“文學藝術與社會心理”。1999年，我們完成了這一課題。這樣，關于文藝心理，我們前后一共有了17本著作，我們認為這17本書超過了朱光潛先生所寫的《文藝心理學》。
　　
第四個戰役，要從它的背景講起。
    
1989年，對我們文學理論這個學科來說，是一次轉向。當時，中央對意識形態管得比較緊，于是文學理論就出現了一次轉向，叫語言論轉向。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我們就專門來研究文學的語言是怎么回事。那時候，我讀了很多西方關于語言論的著作，又參照了中國古代詩論、小說論，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其實這個觀念并不新，就是“文體論”。當時在我的組織下，我們出了一套叢書，叫“文體學叢書”。我關于文體的思考，在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上就有體現，所以后來莫言給我的書《創作美學》寫序的時候，他就用了我講的《輕輕的呼吸》做例子，因為我在講課的時候講形式的重要、文體的重要時，他們都覺得這個案例非常好。
　　
所以這四大戰役，總結起來，就是我們出了將近四十本書。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教研室在那十年里出了這么多的書。我認為重要的是我們給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注入了一些新的東西，開拓了一些新的領域。而這四大戰役，涉及了文學理論的各個方面，而且又切合那個時代的需要。比如說，那個時候很需要從國外介紹西方二十世紀的文論流派，我們有《文藝新視角叢書》；我們有新的文學觀念編寫出來的新教材；我們的文體學研究，這是一種新的開拓，五四以來沒有一個人用這樣一種方式開拓文體學的研究；文藝心理學研究，我們把朱光潛先生的研究從古典推向現代，他主要是十九世紀的研究，而我們的研究的是二十世紀的東西。我們教研室很團結，開了幾次學術會議，在各高校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四大戰役打完了，我們教研室又走向了新的高峰，評上了國家重點學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1999年，我們成為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2001年，我們成為國家重點學科。距離1989年正好十年，我把一個陷入低谷的教研室帶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那時候，我們教研室有七個教授，各有特長，這是別的學校所沒有的。而且我們的著作，有國家教學成果獎以及很多其他獎項，這是別的學校無法和我們相比的。
世紀之交，我已經到了退休的年紀，沒想到隨著重點基地和重點學科的入選，我只能更加忙碌起來……
 
作者：童慶炳
來源：北京師范大學校報
 
（錄音整理：陳爽、王起晨、羅容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