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我
——記黃亞洲的女兒黃瀾
鶴 礬
得知在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系念書的女兒總是心有旁騖,一會兒回杭州過五一節時報名參加了大商場“銀泰美眉”的選美(后來榮獲第四名);一會兒又在上海報名參加“亮眼睛小姐”的選美賽(后來也榮獲第四名);還悄悄報名當群眾演員,參加了一個著名香港導演在上海拍攝的電影;這時候做父親的黃亞洲就急了,總不能這樣念書吧,雖說小學六年班長,中學也是六年班長,大學又是班長,學習自覺性不能說沒有,但必要的學習時間總得保證吧,“瀾瀾,你的人生理想到底是什么?”長途電話里,黃亞洲有一次這樣問女兒黃瀾。
那時候,黃亞洲已經是浙江省作家協會的負責人之一,眾多文學作品在國內國際獲獎,名聲斐然。他或許心里認為女兒的答復應該也是當一名文學工作者(因為女兒在中學就有文章獲獎,被官方選派去臺灣參加兩岸學生夏令營),或是一名外交官(因為女兒一直當學生干部,在中學曾是學生會副主席、校團委體育委員,現在讀的又是外語專業)。
但是黃瀾的答復卻令父親大吃一驚:“我的人生理想是:穿最漂亮的衣服,背最漂亮的背包,在全世界各大機場走上走下走進走出。”女兒在電話里說完就笑。這一回答雖說是戲謔之言,但卻連續好幾天成為黃亞洲夫婦捉摸不透的話題,兩人在飯桌旁經常面面相覷:這孩子長大到底想干什么?
這種人生理想不是太物質了嘛!這是不是她真心話?
后來女兒大學畢業后去莫斯科大學讀研,攻的是經濟管理專業,全班就她一個“老外”,還在班上獲得了“數學皇后”的外號,因為她經常代替數學老師用俄語給全班同學上課。(中國學生的數學底子怎么那么好啊!)
這時候黃亞洲在心里的感覺是,女兒回國后可能在上海應聘一個“世界五百強”大企業,因為學的專業畢竟是經濟管理,再說女兒一直說喜歡上海的城市氛圍。這時候的黃亞洲,還根本沒想到女兒回國后會干上另外一個行當。
眾所周知,黃亞洲對女兒的家教一向很嚴格,從小給她定下很多規矩。小黃瀾有點挑食,黃亞洲就跟她說:“不可以這樣!你愛吃的食物可以多吃,但是不愛吃的食物也必須吃一點。”黃瀾特別不愛吃豆腐,但又不敢違了規矩,常用筷子在豆腐碗里夾了米粒那么大的一點,閉著眼塞進嘴里。雖說這讓小黃瀾吃飯吃得不太盡興,可是,她后來能出落得那么健康、漂亮,可能也不得不歸功于這種“規矩”。
但是,身為作家的黃亞洲也知道:人的理想問題,怎么能用“規矩”框死呢?
其實,女兒有獨立的想法,這就很好。黃瀾一直是學生干部,向來是做別人的思想工作的,哪用得著自己多說!
況且,自己也不是一向鼓勵女兒要有個性,要有自己的追求嗎?至于這追求是否高大上,也可以慢慢引導嘛。
確實,在培養女兒的獨立個性方面,黃亞洲夫婦倆費了不少功夫。
在小黃瀾讀幼兒園、讀小學的每個暑假,他們都會攜帶女兒外出旅游。甚至一百多元一張的飛機票(這在當時是筆不小的數目)也在所不惜,工薪雖低反正有稿費可補,而開闊孩子的眼界比什么都重要。這樣山山水水地走過來,小黃瀾確實有了與其他孩子不一樣的勇氣和個性。有一次,6歲的小黃瀾跟著爸爸到五臺山旅游,看到廟里的案上備有宣紙,就自告奮勇給寺院留一幅墨寶。她很認真地畫了一幅熊貓圖(剛從幼兒園學會的),還注明“黃瀾6歲畫”,逗得大伙兒非常開心,也讓老和尚欣喜不已,連連說:“好好好!我們收藏了,行不?”有一次爬黃山,黃亞洲反復警告,登上海拔近兩千米的天都峰,必經之路中有一條危險狹窄的“鯽魚背”,僅一米寬,長卻有十多米,兩邊都是深不可測的懸崖,據說風大的時候行人根本就不能走,一個不穩就飛下去了,又告誡說這時候爸爸媽媽就不能牽手六歲的孩子了,要自己一人走過去,眼睛一定要看前方,腳步千萬要走穩。結果到了鯽魚背,小黃瀾一個人在前面很快就“啪啪啪”走了過去,甚至又“啪啪啪”走了回來,邊走邊樂:“我會走,我不怕的!”直嚇得黃亞洲汗毛直豎,連喊快走過去啊,別來回走啊!
從小天南海北的闖蕩,大大開闊了黃瀾的視野,也大大鍛煉了她的膽量。在公眾場合她一向表現得落落大方。有一次四百多名日本中學生參觀杭州學軍中學,黃瀾作為本校代表與對方交流,從容得體,受到一致贊賞。她回家高興地對老爸說:“爸爸爸爸!您經常說,您接待外國作家的時候,您說 一句翻譯就翻一句,今天也是我說一句翻譯就翻一句呢!”
真了不得,小小年紀,就開始接待外賓了!黃亞洲一下感覺女兒長大了許多。
由于從小的耳濡目染,加上父親的有意引導,黃瀾很早就對文字感興趣。她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父親就給她準備了一本筆記本,要求每天記日記。開始幾天是孩子口述父母代記,沒過多少日子,小黃瀾就可以用剛剛學會的拼音字母自己記了,譬如“今天我乖,吃了一碗飯”等等。父親還注意培養她的形象思維,有時候帶她與她的表哥表弟一起坐在西湖邊觀察對面的保俶塔,讓每個孩子至少例舉三個與保俶塔相似的物品,于是有的說是雨傘,有的說是寶劍,有的說是針筒,有的說是“站著的魚”,大家興高采烈地嚷嚷,這種啟發使人“腦洞大開”,效果非常明顯的。黃瀾從小作文就好,中學就因了一篇環保題材的征文獲獎而訪問了臺灣,上大學的時候有一次乘火車順手就寫了一篇散文《火車上五個可愛的家伙》,試著給上海《萌芽》雜志投稿,想不到一投就中!這下她高興了,打長途電話告訴老爸:“爸爸爸爸,我的文章在上海《萌芽》上發表了!是我自己投稿的,我可沒有說我是黃亞洲的女兒!”
不愿頂著老爸的光環,只想靠自己闖蕩出一條陽光大道,這就是黃瀾。從這天起,黃亞洲覺得對女兒的教育算是基本成功了。他感謝祖國的山山水水給了她最博大的教育,而且,更可貴的是她懂規矩,同時也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她有一個讓她自豪的老爸,但她從來就更以自己的獨立為豪,這就太好了。
在就讀上海外國語大學時,黃瀾受邀去海南創作“博鰲會歌”,一反老爸寫歌詞時“文縐縐”的創作風格,說老爸給她寫的歌詞“不適合”,什么《博鰲之歌》,面面俱到,太老套,自己下筆就是一首《博鰲讓我親親你的臉》,讓人感覺很親切也很熱烈。這首歌馬上被譜曲演唱,在博鰲得以流行。大作家黃亞洲此時倒是反過來向女兒學了一把:“哦,歌詞原來也可以寫得這么青春!”
女兒越來越有主見,這讓黃亞洲夫婦很欣喜。雖然黃瀾留學莫斯科大學攻讀的是經濟專業,但回國后毅然向央視的國際總公司應聘,筆試面試俱佳,馬上便被錄取,而且在實習期間便被公司的七個部門主管爭著要她加盟本部門,使人驚奇的是,敢于對公司的發展“侃侃而談”的黃瀾,僅僅在入門五個月后,便被任命為“企劃部副主任”,躋身于“中層干部”行列,這種速度在國企部門可能是極稀罕的,連在杭州當浙江省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的黃亞洲也感到不可思議,他打電話給女兒說你到一個新單位要謹言慎語,千萬別“下車伊始哇啦哇啦”;再說又是一個央企單位,又提醒說依我從事干部工作多年的經驗看,對你的可能提拔的傳言是不可信的,凡到一個新單位,提拔到中層干部三年就是快的了,至少滿一年吧,哪能五個月就提拔,別聽信謠言,好好工作吧!女兒就打斷他的話說,爸爸,我看見“提拔干部的公示”都張貼出來了!黃亞洲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著,幾年后,又出于“為更好地實現干一把自己喜歡的事”的考慮,黃瀾果斷“下海”,在央視國際總公司的同仁們目瞪口呆之余,成了北京“新麗集團”的一名制片人,現在是這家集團的副總裁。
工作崗位與頭銜的變動還在其次,關鍵是她藝術眼光的獨到,令人贊佩。她制作的片子都能大紅大紫,像之前熱播的《辣媽正傳》《大丈夫》《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團圓飯》,像現在正在熱播的《虎媽貓爸》。她對生活的深入思考,以及把這種思考立即融入藝術作品,而且融入得這么精細,不能不說是黃瀾的獨到功夫。
看過太多太多胡編亂造、無聊搞笑的影視作品,我這么多年來只偶爾看看美國的一些大片,平時基本不打開電視機。但這些天,我真是一頭陷進《虎媽貓爸》的情節里去了。不為別的,只為這部電視劇直面生活的勇氣。它離我們太“近”了,演繹的似乎就是我們自己的故事,想想我孩子這十幾年來背上那沉重的書包,每天做不完的作業、熬不完的夜……
我想說,中國的應試教育有時只讓我想到兩個字——“摧殘”。虎媽貓爸的遭遇不是個案,而是典型。在現行教育體制的約束下,家長都快“瘋”了,同時也把很多孩子逼“瘋”了。屢屢聽到學生跳樓自殘,如果這還無法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無法引起廣大家長的反省,那么,就請晚上坐下來,仔細看一看《虎媽貓爸》吧。
一部電視劇要擊中人們內心,首先要植根現實,切中時弊,《虎媽貓爸》正是如此。近幾年我真的還從未看過如此尖銳如此生動的反映現實的國產電視劇。
怪不得浙江省廣電局的一位領導在一次會議上感嘆:“感謝黃亞洲沒有把自己的女兒留在文學,而是給了影視!”
“也許精品的電視劇不是煉出來,而是從誠意的土壤中生長出來,這個誠意在于我們對創作的熱愛和市場的尊重。”黃瀾如是說。
黃瀾強調“誠意的土壤”,而不是“觀眾的喜好”,這就是她制作的電視劇最終都能脫穎而出、大紅大紫的原因吧。社會公正地給了黃瀾褒獎:《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在第20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頒獎典禮上獲電視劇金獎、《大丈夫》在第十屆全國電視制片十佳頒獎儀式上獲優秀電視劇獎、《辣媽正傳》在第九屆中美電影節上獲“美國金天使獎優秀中國電視劇獎”和“中國電視劇最佳編劇獎”。
相信會有更多的獎項在等待著《虎媽貓爸》。
黃瀾在很多場合都敘說過,她今天的成就離不開父親對她的影響。沒錯,黃亞洲從來就是一個工作狂,他除了吃飯睡覺之外(吃飯也只吃早晚兩餐),可以一刻不停地閱讀與寫作。車上,輪船上,飛機上,會場上,都是他的工作場所。他跟很多作家都說過“寫作是我的生存方式”,看來是肺腑之言,思考與寫作確是他人生的最大樂趣。黃瀾說:“我從小耳濡目染,也覺得通過自己的創造力去構建文藝作品,并由此影響社會,這是一件非常崇高的事情。” 后來,黃亞洲參與寫作的長篇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在央視播出,很多人評價說鄧小平“對子女關心,對事業執著”,就這一點來說,黃瀾也覺得,主人公身上可能有父親的影子。
其實,父親對她的影響何止是文學。黃亞洲對底層百姓的關注、對公益事業的熱心也是出了名的。他曾經長時間關注一個整整京訪了四十五年的山東退伍軍人老劉,甚至專門為他寫了一本散文集《只能抓一把糖給老劉》;他創辦了浙江省文學志愿者中心與志愿者朗誦團,專為那些民工子弟或邊遠山區的孩子送去文學,送去屬于文學的美妙聲音……在這種潛移默化之下,黃瀾自小就萌發熾熱的愛心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黃瀾當過上海APEC的大學生志愿者,為俄國代表團當翻譯,接著又應邀去海南成為博鰲論壇的大學生志愿者,為會議寫會歌;在莫斯科大學深造期間,還穿上亮麗的大紅旗袍,在紅場為北京“申奧”造勢,讓莫斯科民眾為十個中國旗袍姑娘的美麗發出陣陣驚嘆;在北京街頭,她又在父親的指點下,屢屢為睡在街邊的那個孤苦的上訪者送去溫暖,驚得那位老人時事后碰上黃亞洲,掏出五百元錢再三說“快歸還你好心的女兒,我不能收她的錢”。
黃亞洲夫婦流露的孝心,對女兒也大有影響。黃瀾到杭州出差,幾乎每次都是不到24小時的,即便這樣,也是忙完工作后匆匆趕去醫院看望外婆,又去奶奶家看望患重疾的奶奶,還為不能久坐的奶奶買了一張特別柔軟的電動躺椅。
現在,對黃瀾而言,“穿最漂亮的衣服,背最漂亮的背包,在全世界各大機場走上走下走進走出”——當然不再是她當初半開玩笑的人生理想了。她現在實實在在的理想,可能就是制作出更多直面人生、令自己滿意也令觀眾喜愛的電視劇,強力介入生活,強力推動生活。
黃亞洲夫婦也許最懂得這個道理:對孩子,不必太過著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