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啟代在母親節周永詩集

《吶喊》座談會上的發言

 

　　各位師友好，今天是母親節，首先向天下的母親致敬。我們都是母親的孩子，詩歌是我們的孩子，因此，今天也是我們的節日。從另一個角度說，詩歌誕生在詩人的手上，但詩人與詩歌不是輩分的差異，而是母（父）子同心的生命同體、精魂同源，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帶有詩人情感和精神基因與密碼的詩歌對于人類是沒有真正意義的。

　　今天很高興見到老朋友，又認識幾位新朋友。在坐的耿建華先生、李炳峰先生、趙林云先生、宋俊忠先生等剛剛參加了第四屆長河文學獎的系列研討或頒獎晚會，其中周永和散皮的詩集都有專題研討，高連剛、楊福成、路小曼在會前會中會后都參與了很多工作，活動是各位師友兄弟姐妹共同協助的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研討會之后召開分享會，角度不一樣，實質沒有變，都是圍繞作品進行剖析解讀，批評中有分享，分享中一樣有批評。周永先生說趁熱打鐵，所以今天我們再進行一次樣本分析和分享，爭取經受不斷淬火之后能發現鋼、鍛造出鋼性的詩句和詩篇。

　　周永先生的這些詩我都熟悉，包括每一首詩的寫作背景和過程。作為好朋友，我見證了他從最初的《詩海揚帆》到《走過雨巷》，再到這本《吶喊》經歷的過程。可以說，從充滿青春暢想的詩歌愛好者到略帶浪漫氣息和滿滿鮮花掌聲的抒情歌者走到今天充滿憂思和深沉的詩性書寫，周永走過了創作的三個階段。《吶喊》那首詩出來大概是2016年一個暮春的午后，那天他突然發燒，我正在馬武寨山的巖石上靜看山下喧囂的人間，從手機上讀到他發來的這首詩，我很為他高興，當時就激動地回復他，告知他終于邁進了詩的門檻。這個轉變并非突然，從觀念的逐步轉變開始，他大概經歷了已經至少一年多的自我煎熬。否定一個舊我并不容易，走出一個新我一樣難。有了這第一步，他應當有著相當長時間的寫作噴發期了。這七八年來，收集在這本詩集里的作品絕大多數都是這一階段寫出的。《吶喊》是標志性的，《我的影子活得比我好》是標桿性的。這本詩集是他代表他目前詩歌創作水平的一部書，反復研討和分享，我想周永是想誠懇地聽聽他們的意見，受些激勵，領悟些點播，注意些問題。他是想明年完全退休后決心寫出更好的東西。這種雄心和抱負，我是贊賞和支持的。

　　下面就說一下我對這本《吶喊》的粗淺看法，別人在研討會說過的我就不重復了。我覺得周永的創作是在三個維度展開的，這決定了他的題材走向——盡管我在詩學思考上非常謹慎使用這個概念，因為它容易產生歧義和被誤讀。一是作為生活之子的周永，他積極地行駛著而不是扮演著教師、兒子、丈夫、父親、兄弟、朋友等不同的角色，沉入既深，體味也就真切，他寫父母的詩有十首，特別悼念母親的詩，讀之讓人心痛，這一點與那些終日生活在生活軌道之外的詩人不同；二是作為自然之子的周永，他用詩筆忠實地記錄著自己的生命足跡，從韓國首爾、到泰山、黃河、大明湖、馬套、泗水之濱、聊齋城里、兗州礦業等等，他都有詩章出來，事實上，自然之子的詩人是帶著赤子之心的純凈和文化之心的體驗來締造詩歌的建筑，因此，這些帶有紀游特征的詩歌實際上是自然其外文化其內，是文化之子在大自然面前的傾情表露；三是作為精神之子的周永，那首《吶喊》奠定了他這本詩集《吶喊》的精神底色，他看生活和社會的目光開始有了審視、批判的銳利，說到底，詩歌喚醒了他作為一個現代詩人和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正義感，逐漸由傳統文化中的仁愛之心升華為現代文明理念的悲憫情懷。從他開篇的《漢字》到最后的《書法》短詩十六首，貫穿著有二十二首涉及到書法的詩歌，都寄寓著他對文化、文明、社會現實的思考和叩問，這些詩他寫的比較放得開、寫作時狀態也比較好。總而言之，這三個維度的展開體現了周永詩歌由小到大、由外及里、由實及虛的探索軌跡和美學走向，沿著這樣的路徑走，不斷超越自己和自己設立的目標，才能寫得越來越好。

　　也就是說我們對詩集《吶喊》連續進行研討和分享，是為了助力周永不斷突圍，找出優點和不足，助力他不斷趨向更好更高的寫作境界，并不是說這本詩集已經多么了不得——這本書對于他個人詩歌創作而言的確是這樣的，但我相信周永自己也會把它放到整個漢語新詩的創作大背景上來考察。我也講三條：一是用語偶有生澀，不能整體上給人渾然一體的感覺，這種生澀不是來自詞語和詩意的張力本身，而是沒有化透；二是蛻變的痕跡明顯，有人說桑恒昌先生和我的影子都有，這很難免，作為桑先生的學生和我的朋友，周永研讀我們的詩歌文本要多得多，也用心得多——非常慚愧，我的詩歌也還缺點多多，這個我自己知道。試舉一例，他寫到“爹娘，給我一雙手/師傅，幫我長成兩支筆”很容易讓人想到桑先生的“我的肩上長出一桿槍/我的手上長出一支筆”。好在作為學生他長出了兩支筆，比老師的多了一支（笑）。從另一個側面看，這不是壞事，人的詩歌觀念和精神立場變化后，蛻變是一種新生；三是因為周永這些年擔任著勞動職業技術學院的很多繁重的工作，又在書法上用力專注，說實話，很多詩歌具有蹁躚之痕，不少急就章，有些是我當時逼出來的。我曾經說過，做詩人是生命中的意外，好詩也是寫作中的意外，有時**是能寫出好東西的。他已經寫出了一些好詩，但要走得路還很長、提升的空間還很大，這也是我們分析他的創作得失的意義所在。

　　最后再與大家分享一下上個月在北京一個文化論壇的發言，那次發言的題目叫《詩人的修養》。我個人認為詩人的修養問題是一個亟待提出并要十分重視的問題。我在發言最后曾強調：做一個合格的新詩人，需要從三個方面考慮。一是詩人應當建立自己的歷史感，具有歷史意識。歷史感的缺失很容易與精致的利己思維合流，會讓我們毫無擔當，擔當意識是使命意識的具體體現。歷史感來源于我們對人類苦難經驗的體察和對現實社會的關注。錢理群教授所說的“精致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不該成為我們現代人的集體人格面相。有人說我們缺乏信仰，但在現代社會，我們可以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西方詩人有自己的信仰，我們作為現代人應當在全人類的文明成果之上建立自己對藝術和人生的信仰，作為一個有著“士”的精神傳統和“道”的文化血脈的傳人，我們信仰的建立應當首先從建立歷史感切入。二是詩人應當培育自己的公共性自覺。真正的詩來源于生命的必須，作為現代詩人，寫作上要體現公共性——這是個性風貌的基礎，偉大的藝術一定有它們的共性，其中作為詩人的公共性自覺就是應有的共性，藝術個性如果不包含那些人類共有的精神和美學成果，這樣的個性是沒有意義的。人格和詩格的統一，正是張清華教授所倡導的上帝的詩學的要義之所在。思想觀念的現代化說明我們是現代人，人格和詩格的合一才是我們作為詩人的證明。公民都有沉默的權力，詩人則有為公共事件發言的道德義務。三是詩人應當體現出專業品質。在技術主義盛行的當下，我所謂的專業品質是建立在精神品格之上的詩人角色定位。這當然包含對詩人藝術經驗和寫作技巧的要求，但我更強調精神的濃度和厚度，更看重是否有著歷史感和公共關懷的質素，是否很好地將自我化入無我之境，體現出一種卓爾不群的藝術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否在更高的意義上熔鑄了良知、智慧與勇氣。具備了這樣的修養，然后去生活、觀察、思考、寫作，這種存在和行為本身就是藝術使命之所系。

　　我就不展開說了，但愿不屬于畫蛇添足，因為這是周永——包括我們，都需面臨都在面臨的課題。正如周永的詩句所言，剩下的日子，還是讓筆說話吧！

　　啰嗦到此，謝謝大家！

 

2023年5月14日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