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狄馬加：血液中流淌著詩歌的因子

吉狄馬加，彝族人，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主任，著有詩集《鷹翅與太陽》《火焰與詞語》《我，雪豹……》《吉狄馬加的詩》《大河》（多語種長詩）等。曾獲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新詩（詩集）獎、郭沫若文學獎榮譽獎、莊重文文學獎、肖洛霍夫文學紀念獎、歐洲詩歌與藝術荷馬獎等獎項。曾創辦青海湖國際詩歌節、青海國際詩人帳篷圓桌會議及成都國際詩歌周等。

2023年12月29日，吉狄馬加“內在秩序與書寫自由：吉狄馬加詩歌書法作品展”在濟南舉辦。自20世紀80年代踏入詩壇，吉狄馬加一直以詩歌為志業。而這次，吉狄馬加更多是以書法家的身份與大眾見面。

 

逗留濟南期間，吉狄馬加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他身著雞心領毛衣，具有磁鐵一般吸引人的純質嗓音。這位詩人敏銳地審視著這個世界，像兒童一樣感受，像青年一樣愛戀，勇敢而自由地分享。

 

談及為什么以“內在秩序與書寫自由”來命名這次詩歌書法展？吉狄馬加回答，“書法一定來源于秩序，你逃不脫漢字的結構和線條，而它所要表現的卻是心靈的自由律動?！?/p>

 

詩書渾然一體的藝術創作

 

記者：您文事之余癡于筆墨很多年，此次在濟南展出的信札、扇面、楹聯、斗方、題詩、長卷等系列作品全部是原創，能否談談癡迷于書法創作的緣起？

 

吉狄馬加：書法是中國的傳統藝術，“筆墨”對于中國人而言是一種很重要的精神追求。寫字之初我便有這樣一個認識，書法是一種抒情寫意的藝術，能夠展示出中國人的審美觀。與外國朋友談及中國藝術時，我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在中國傳統藝術形式中，書法實際是要高于繪畫的，書法的線條以及從筆墨中體現出來的東方精神，既是具象也是抽象的。

 

少年時，我偶然受一位中學老師的影響，逐漸開始喜歡上書法。那位老師是名南下干部，他先是參加了劉鄧大軍，后來到了四川涼山。中學期間，我一直向他學習書法。

 

與中國歷代書法傳統一脈相承，我在初學書法時，顏真卿的顏體是啟蒙范本的首選，接著學柳體的字法結構，后來主要集中于對碑帖的學習。而后，逐漸學習歷代經典作家的書法作品。近現代的書法家如康有為、于右任、林散之、謝無量等對我影響很大，僧人書法家如擔當和尚、弘一法師、懷素等人也對我影響頗深。概括說來，就是對大量漢碑的臨摹，對古代典籍有關書法論述的體悟，對僧人中書畫智者精神的探尋，對八大山人、康有為、弘一法師、林散之、謝無量等人的致敬。從藝術發生學的原理上說，和李白、蘇軾、文徵明、于右任、林散之等大家有著詩書相互激發、相得益彰的共同特點。

 

總而言之，書法藝術是傳承文化的重要方式，書法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活，還是一種精神的表達。

 

學習書法多年，我最大的體會是：自然既是人生境界，也是藝術境界，亦是書法的本質。書法同樣是東方傳統哲學思想的藝術再現，更是一種充滿精神享受的藝術活動。

 

有相當長的時間，我以為書寫就是一種傾訴。很多時候，練書法要洞悉自己的心境，唯有面對自己的內心，才有可能深刻地理解內心。歸根結底，書法關乎個人修養。我個人理解，真正的書法家能夠在書法作品中完整地體現自己在藝術上的審美追求。

 

如果一個人的書法純粹停留在追求技術層面的極致，姑且可以稱他為匠人而不是書法家。當今中國書壇寫字的匠人到處都是，但真正能理解書法的人卻少得可憐。書法永遠寫的是一種綜合的修養、一種形而上的境界、一種不可重復的創造。

 

每每提起筆又放下，我書法中所寫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是自己的文學作品，實現了從內容到形式的有機統一，書寫我自己的句子表達起來可能會更自然。

 

中國傳統文人的書法經典，往往寫的都是自己的文章和詩詞。比如蘇東坡的《寒食帖》，其內容關乎他的人生之嘆，作品歷經時間淘洗后成為經典之作。

 

此次展覽的書法作品，絕大多數都是我個人書寫的對聯、詩歌、信札等，它們自然而然地呈現出我對書法的個人理解。我曾恍然悟出：無論是寫詩歌還是寫書法都是一種情感和精神需求。我希冀通過書法藝術，與公眾或者書法愛好者實現精神上的溝通。之所以做這次詩歌書法作品展，是因為我想通過書法尋覓到一些知音，與他們在欣賞書法過程中找到共鳴。

 

“我的血液中流淌著詩歌的因子”

 

記者：彝族有很多長詩傳世，《阿詩瑪》《阿依阿芝》《媽媽的女兒》《朱尼阿依》等，您的詩歌創作是如何扎根彝族詩歌傳統，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突破和創新的？

 

吉狄馬加：在彝族漫長的歷史中，不論是表達哲學思想還是記錄日常生活，都習慣用詩歌的形式，所以這個民族流傳下來的古老的典籍、史詩、歷史傳說等大多都是以詩歌的方式記錄下來的。

 

中國有56個民族，彝族是為數不多的具有本民族語言的民族之一，難能可貴的是彝文還是一種與漢字同源的古老文字。《勒俄特依》《梅葛》《查姆》《阿細的先基》被稱作彝族四大史詩，像這樣的英雄史詩和創世史詩，彝族還有很多。不僅如此，彝族還有很多抒情長詩，其數量之眾，世界罕見。此外，該民族還有諸多以詩歌形式寫成的哲學典籍，諸如《宇宙人文論》《宇宙生化論》等。

 

在婚喪嫁娶等各式場合，彝族人大多以詩歌的方式或者詩化的語言進行對話、交流和賽辯斗智，所以當地的民間口頭文學資源也十分豐富，他們還有一種名為“克智”的詩歌形式，即通過吟誦的方式來進行對答。

 

可以說，彝族是一個詩性的民族，有人形容彝族人會說話就會唱歌、會走路就會跳舞，他們在詩歌方面極具天賦，富有詩歌創作的才華和激情。

 

故鄉是我寫作的血脈，從童年到少年時代，詩歌對我個人的成長影響很大。我整日里在彝族濃厚的詩歌文化環境中耳濡目染，詩歌浸潤了我的靈魂和思想，彌漫在我的意識深處。我的血液中流淌著詩歌的因子，詩歌早已浸透于我的血脈。凡是閱讀過本人詩歌的人，相信能感受到彝族文化和詩歌對我的深刻影響。

 

詩人布羅茨基認為，詩人是文明的孩子。詩人的成長受多重因素的影響，我除了受彝族的詩歌傳統影響之外，還受到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辛棄疾、李清照等古代詩人及郭沫若、艾青、戴望舒、穆旦等現代詩人的雙重影響。

 

詩歌是對人類記憶的表達

 

記者：您曾說“我相信這樣一個信仰：生命經歷決定詩人的心路歷程和價值體系，一個詩人的生命觀來源于他的人生經歷。”一個作家的童年生活，決定了其一生創作的基調。能談談有關您的成長經歷、閱讀史和詩學理念嗎？

 

吉狄馬加：任何詩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充滿根基的。

 

故事從出生地和日常生活里生長出來。雖然我不是文化決定論者，但是故鄉的文化與風物會塑造詩人的心理結構和心靈世界。

 

在多重文化語境下成長，讓我擁有了一種參照體系，讓我能夠從不同角度去認識生命、社會和人生。文化為我提供觀看世界的角度，我從小生活在大涼山彝族聚居區，受彝文化和漢文化以及其他民族的多重文化影響，有些評論家認為我是雙母語詩人。游走在兩種甚至多種語言之間，有時可能存在一些文化沖突，但更多的還是一種文化包容。

 

我在不同的創作階段曾有過不少新詩歌的創造，個人認為，這來源于多種文化交融所產生的化學變化。

 

讀高中時，我開始寫詩。1978年，我考入西南民族學院，1979年開始在《星星》詩刊上陸續發表詩歌。

 

23歲，我獲得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該獎即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前身。后來，詩集《初戀的歌》獲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1985—1986)新詩(詩集)獎——這一獎項后來演變為魯迅文學獎，當時我年僅25歲，和詩人綠原、北島等一同獲獎。

 

孟子提出“知人論世”說，若不了解一個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個人成長經歷，很難明了詩人的創作意圖并透徹地分析其作品。正所謂時勢造英雄，一個詩人的詩歌天賦固然重要，但也與詩人所處的時代緊密關聯。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一腳踏入了詩壇。當時正是中國詩歌十分繁榮的一個階段，很多老詩人重新回到詩壇，例如艾青、馮至、卞之琳、牛漢、綠原、曾卓、公劉等，還有一部分是年輕的北島、芒克、顧城等人。

 

從內宇宙而言，一個詩人從內心和靈魂往上看是無限的蒼穹和浩瀚的世界，他永遠在寫自己所感受到的東西，然后將這種感受、情感和思想通過詩歌表達出來。

 

言有盡而意無窮，隨著人生經歷變化，一個人在若干年之后再去解讀一首詩歌，在不同時間段會有不少新的體會。

 

從接受美學角度亦是如此，也許有人年輕的時候喜歡李白的詩歌，年老之后卻喜歡杜甫的詩歌。沒有人生沉浮坎坷滄桑、生離死別、苦辣酸甜等閱歷作支撐，一個人可能很難讀懂杜甫詩歌中的深意，當能夠讀懂的時候，可能年齡已經大了，兩鬢斑白。

 

從地域性民族書寫到國際視野書寫

 

記者：二十多歲時，您便獲得了國家級詩歌的最高榮譽，這在同齡的作家中是罕見的。之后，您很快成為受到國內外認可的作家。能否談談您詩歌創作觀念的發展歷程？您的詩歌在彝民族中被廣泛傳唱，如何看待別人的評價？

 

吉狄馬加：很多學者將我年少時的詩歌作為研究對象，且對它們有較高的評價?；蛟S是因為，當時的我成長在一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轉折時期。此前，很多民族詩人的詩歌創作大多延續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詩歌寫作傳統，而我們這一批詩人則得益于改革開放的文化實踐，在詩歌創作中對本民族文化進行反思。

 

內蒙古師范大學中國少數民族文學館曾編纂過一個三卷本的《吉狄馬加詩歌研究》，收錄了綠原、孫玉石、謝冕、流沙河、白樺、曉雪、孫靜軒等重要詩人和詩歌評論家的文章。

 

作為一個思索型和社會型的寫作者，對外開放開闊了我的視野。我開始閱讀到世界上很多不同民族詩人的詩歌作品，沉迷于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和交流，不同文化也為我認識自身的民族文化帶來啟發和參照。

 

另外，以往被忽視的族群元素重新喚起內心對本民族的深厚情感，我開始重新發現周邊的森林、群山、河流、動物、植物和同胞，聽到了大自然發出的最美的聲音，開始了一種文化意識的書寫。

 

我的轉變更多地來源于內心的聚焦。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很多詩歌選集都選取首部詩集《自畫像》中的作品，那些詩歌書寫的是一種文化覺醒的過程。我在詩歌中運用現代意識重新審視本民族的古老傳統，試圖喚醒本民族的情感和意識。

 

閱讀外國文學無疑為我打開一扇真正通向世界的窗口，這種借鑒和文化上的受益也影響了我真正認識到什么是優秀文學的價值判斷。

 

我大概是國內少數民族詩人中最早受外國詩歌影響的詩人之一，拉丁美洲詩人聶魯達，非洲詩人桑戈爾，美國詩人蘭斯頓·休斯、麥凱等被我視作追求的目標。

 

“為什么這些生活在亞文化地帶的詩人和作家能影響世界？他們是怎么寫的？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寫？”我被外在的力量和內心的希冀推動著邁向探索的道路。

 

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學”為我探究民族歷史、神話傳說帶來啟示。早在加西亞·馬爾克斯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他的幾部在中國被翻譯出版的作品就深深觸動了我。我與藏族作家扎西達娃經常討論拉丁美洲文學帶給彼此的新鮮感受，為這些作品能夠超越地域局限，具有更廣闊的人類視野而震撼。

 

在這里可以談到一個人——桑戈爾，他曾擔任過塞內加爾總統，1984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成為該學院歷史上第一位黑人院士。他曾提出重新認識黑人的文化的觀點，使非洲人找到了種族自尊，這都曾對我產生深刻影響。我認為，今天他只有一個身份，那就是詩人。

 

經常有人問，為什么在你的手上催生了青海湖詩歌節，并讓這個詩歌節成為全世界七大國際詩歌節之一呢？

 

我的回答是，并不是所有的詩人都有機會或者說有能力做出這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化品牌。個人作用當然重要，但終究還是有限的，這是時代和歷史的選擇，是許許多多的人直接和間接的支持。

 

作為一個彝族詩人，我寫下過這樣的詩句“沒有大涼山和我的民族，就不會有我這個詩人”。我當然看重我的同胞對本人作品的認可，這比任何褒獎都重要，另外，我同樣關注不同國家讀者對本人詩歌作出的評價，從他們那里我能感受到人類通過詩歌獲得的美好、理解和友善。

 

“為他的祖國和世界制造橋梁的人”

 

記者：您的詩歌已被翻譯成近40種文字，在幾十個國家出版了100余種版本的翻譯詩文集。請談談現當代詩歌海外傳播情況，以及您對中國當代詩歌“走出去”的一些看法？

 

吉狄馬加：中國是詩的國度，國際詩歌節能夠在中國應運而生，得益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深入地融入國際社會。

 

我之所以致力于在中國推動舉辦國際詩歌節活動，是因為講好中國故事的第一步是要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同時還要讓外國的詩人走進來，讓他們深度地了解中國。

 

詩人大多內心充盈，很敏感，眼光也獨到。我接觸到的大部分詩人來過中國之后，深深感動于中國豐富、多元的民族文化，更體會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日新月異的發展。

 

詩人宛如時代的溫度計，或許很早就能感受到時代發展中很獨特的東西。真正的詩人在待人接物方面都充滿了友善，全世界的詩人都很坦率、真實，有對事物的獨立的立場和看法，不可能人云亦云。他們真正來到中國之后，都會把自己眼中的中國通過詩歌的形式呈現給世界。

 

詩人善良、美好，追求和平正義，我非常有幸在二三十年的時間里，結識過這個世界上很多詩人，并與他們結下深厚的友誼。

 

這些年我在中國不遺余力地推動國際詩歌交流和對話，其所產生的影響以及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后來歷史的書寫者定會有公允的評價。

 

盡管付出諸多努力，也要占用很多寫作時間，但是生活在詩歌文化如此源遠流長的泱泱大國，我覺得自己有這樣一份責任和使命。另外，今日之中國已經深入地融入國際，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很多方面都成為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詩歌文化為什么不能成為其中的重要一極？中國為什么不能成為世界詩歌版圖中很活躍的板塊？

 

現實證明，中國詩歌毫無疑問是世界詩歌版圖不可或缺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此而言，我們這一代詩人要比艾青等詩人更幸運，因為我們見證并參與了詩歌界雙向深度交流時代的全面到來，這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作者：劉蘭慧，原載于大眾日報）

 

來源：中國詩歌網

https://www.zgshige.com/c/2024-01-12/25752696.shtml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