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的非常邏輯——余怒、李海鵬的詩歌創作” 研討會在北京舉行

 

[摘要] 2025年8月8日，由中國人民大學當代文藝思潮研究所、《作家》雜志社聯合主辦的“詞語的非常邏輯——第五屆中國當代優秀詩人專題研討：余怒、李海鵬的詩歌創作”在北京嘉禾國信大廈華致酒行總部舉行。本次會議由貴州珍酒集團贊助。

 

2025年8月8日，由中國人民大學當代文藝思潮研究所、《作家》雜志社聯合主辦的“詞語的非常邏輯——第五屆中國當代優秀詩人專題研討：余怒、李海鵬的詩歌創作”在北京嘉禾國信大廈華致酒行總部舉行。本次會議由貴州珍酒李渡集團有限公司贊助。

研討會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程光煒主持，著名評論家、詩人宗仁發、張清華、西渡、姜濤、張桃洲、敬文東、楊慶祥、馮晏、夏可君、周瓚、冷霜、張德明、張光昕、吳丹鳳、鄒瑜等，分別對本屆入選的兩位詩人余怒和李海鵬的詩歌創作進行了深入研討。

程光煒教授主持會議

張清華教授發言

 

張清華認為，余怒是一個在國內外詩人里找不到類比原型的寫作者，有趣的是，他既是獨屬于漢語的詩人，又是漢語當中秩序的出逃者和批判者，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創設了某種新的漢語。具體而言，他的寫作首先展現出站在感性和偶然一邊，綜合了叔本華、維特根斯坦和佛家智慧的自我主體意識和自畫像意味，其次具有后現代主義式的批判性，此外還往往以情色性揭示世界的荒誕，表現出濃郁的反諷態度。最后，張清華認為余怒是一個語言本體論者，在形式上語義上成功實現了與傳統詩歌經驗之間既切割又返回的辯證關系。

詩人西渡發言

 

西渡認為，余怒的寫作為非非主義的詩學理論找到了一個可能的實踐方式，由此實現了對非非的“文化虛無主義”的創造性轉化。生活中的經驗、細節與事物進入余怒的詩中都被抽象化了，因而呈現出拒絕意義、拒絕深度的特征，由此生成一種拒絕詩意的詩意，其部分詩作在與現實的關系上表現出某種“絕緣性”。在2014年出版的詩集《蝸牛》之后，余怒的寫作變得較為具體了了，使得經驗在詩中更為親近可感，糾正了此前過于被理性所限制的狀態，這是非常重要的變化。余怒的寫作在當代詩中是獨特的存在，但也存在方法和實踐上的自我重復，導致其部分詩作缺少感性的魅力，詩變成了方法的仆從。這是余怒反理性姿態的一個悖論性結果。這或許是余怒的寫作需要突破之處。余怒將世界指認為不完整狀態，其詩歌也由此走向碎片、非完成與不完整。在西渡看來，世界的不完整未必一定導向詩的不完整，這是余怒的寫作需要反思之處。

楊慶祥教授發言

 

楊慶祥首先整體性地對九零后詩人寫作中出現的“宋詩化”現象提出了批評，認為年輕詩人普遍存在的自我闡釋過度、詞語密度過大、知識化等缺陷。關于余怒的寫作，楊慶祥認為他的短詩寫作與簡潔風格成功克服了當代詩中長期存在的長詩焦慮中的“黑格爾幽靈”，即執迷于絕對精神展開的辯證過程。此外，余怒的很多詩歌溢出了他的詩學理念，這其實是頗具創作活力之處。余怒的詩善于制造有效的空間感，他的詞語簡潔、恰到好處，富于留白的藝術。

姜濤教授發言

 

姜濤認為，余怒的寫作背后具有很強的觀念性自覺，但是依靠觀念去寫作與解構，寫作也會成為觀念的反題。與楊慶祥的看法相似，姜濤認為余怒的寫作實踐和理論并不完全一致，這恰是其寫作的活力所在。余怒的詩中往往言之有物，能夠觸及到生存中未被充分類型化的“物”和經驗，有某種生存的真實觸及感和悲欣交集的觸動感，這背后有存在主義的意味。從余怒的詩中，我們可以學到某種放松、松弛但又言之有物、觸及痛感的能力，某種能量集中的能力與態度，這些或可糾正當下寫作的某些問題，如寫作的主體性太明確，主客之間的關系太明確等。

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鄒瑜發言

 

鄒瑜認為，余怒詩中存在著“顧左右而言它”的語言本體論觀念，突破了現代漢語中因啟蒙工程而來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和語言工具論思維，因而抵達了魯迅《野草》中的語言自反性狀態，也呼應著喬治·斯坦納《語言與沉默》中的沉默意義，以及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中的語言本體論思想。

詩人馮晏發言

 

馮晏認為，余怒詩歌的實驗性極具特色，突破了很多當代詩實驗性的窠臼，抵達了很高的藝術境界。余怒的詩在追求語言的后現代狀態時，始終帶入情感的強度，這是重要的值得肯定之處。

夏可君教授發言

 

夏可君認為，余怒的詩一直保持了語言的先鋒性、文體的復多性以及詩意的反思性，這些恰好是浪漫主義所開啟的現代性寫作精髓，雜說與絕對的悖論結合。余怒的詩歌文體具有多樣性和實驗的開放性，獲得了語言狂歡的自由感，同時也避免了非非主義經驗貧乏導致的枯燥寂滅。余怒由對于語言的自覺形成了自己的元詩寫作，把語詞翻轉出各種奇妙變化，讓萬物都可以入詩，形成一個奇妙的混雜體。余怒的復雜文體與修辭機鋒，回到了前語言的侏儒化混沌感知，形成了一種雜七雜八，繁雜多樣，支離漫延，但又活潑機智的詩意語言，激發了漢語迷人的感知空間。余怒過去幾十年的詩歌寫作呈現了一種如此貼近生活但卻又語詞如此詭異的斷開之間的美妙張力。

詩人周瓚發言

 

周瓚認為，余怒的詩極具語言實驗性，將語言意識運用到極致，以無意識將新詩語言的可能性放大，背后的語言觀念更偏向于一種物質化和材料化，但在寫作中又努力尋求形式上的整體感或者詩性的完整性，從而就創造了一種獨屬于他的一種文體類型。余怒的語言實驗已形成了個人風格與整體感，形成了以現代漢語所構成的抽象世界，擁有某種裝飾感，形成一種以混沌為美學路徑的抽象詩風。

詩人冷霜發言

 

冷霜認為，余怒的詩歌寫作與30多年來當代詩的不同脈系均保持了距離，他的寫作面貌既是一意孤行的，也是深思熟慮的。在作為一種寫作潮流的“先鋒詩歌”已經風流云散之后，余怒的詩始終保持著一種先鋒性的姿態和立場，如懷疑主義、對宏大敘事的反抗等，余怒詩中的先鋒性還體現為與安慶這一“小旮旯”的地方性經驗之間的辯證關系。從《個人史》（2007）開始，可以看到余怒詩中的變化，經驗性的因素開始閃現，但仍保留著其先鋒的姿態與內核，呈現出狂狷與幽默的色彩，這與其詩論之間產生了縫隙與疏離，這恰好是余怒詩歌極具創造力的地方。

張德明教授發言

 

張德明認為，余怒的詩極具辨識度，充滿了實驗性，呈現的是一種碎片化的表達，充滿了挑戰性與風險性，可以說是在現代漢語的實驗、探險上玩得最刺激、走得最遠的一位詩人。余怒的詩富有禪機，要求讀者的妙悟才能進入他的藝術世界，實現了古典禪機與當代實驗性的有趣結合。

吳丹鳳副教授發言

 

吳丹鳳認為，余怒和李海鵬都是兼具詩人身份與理論自覺的創作者，他們的作品都兼具知性穿透與情緒感染。余怒的作品橫跨兩個世紀，不僅展現了語言實驗的多樣路徑，也體現出一種深沉的自我反思機制。而詩人的持續反思不僅表現在他的文本的風格的演變上，也體現在他對語言功能、寫作倫理與詩歌本體的持續的質詢上。余怒始終具有一種問題意識與方法警覺，在文本中不斷推動，詩的語言在自我毀損中重構自身，在不斷變得不可能的狀態中，始終維持著一種深沉的張力。余怒多年的寫作中存在著一個清晰可辨的內在演化路徑。

與會評論家同時對李海鵬的詩展開了深入研討。西渡認為李海鵬近幾年寫作數量相對較少，但語調統一，個人風格清晰，辨識度高，在年輕詩人中非常突出。在主題探索上，李海鵬也頗具想法，但現有創作實踐還并未充分完成這些想法，一些詩在細節的精確性上也可進一步提高。有時候過于密集的意象反而會阻礙詩意的傳達，這方面可以向余怒的簡潔詩風取經。

姜濤認為，李海鵬早期的詩中不乏主體的靈動與詞語的精準，也更富于靈動的表達與節奏感，但是近幾年的詩中反而存在著某種太過穩定的主體性狀態與位置感，呼應他這幾年生活的不穩定。過于穩定的氣息和節奏，對不同空間一致的觀看方式，使得早期詩中無拘無束的能量被分散掉了，這是李海鵬需要注意和調整之處。更重要的是，李海鵬在詩中不應該安于一個游歷者、懷舊者和生存者，而是應該呈現出一個熱烈的生活者。不過李海鵬詩歌中特別值得肯定的是，他要寫的詩是主體康健的詩，不是現代主義的頹廢的詩，這也是90后一代詩人跟上一代詩人不同的地方。

敬文東教授發言

 

敬文東認為，李海鵬的詩寫出了當代人鄉愁的可靠模式，突破了當代詩中泛濫、虛假的田園式鄉愁模式。李海鵬詩中多有對“位移”的書寫，其中充滿對自我與人類整體性命運與歷史的觀感和思考。李海鵬較早的《果園手記》中的童真意味是一種優異的詩歌品質，其中的能力需要在以后的寫作中延續與重新激活。

夏可君認為，李海鵬的《王獨清》等詩中具有一種元詩的歷史深度，這也是現代漢詩寫作必須具有的歷史責任，即消解漢語的暴力以及承擔詩性正義的重新糾正。李海鵬的詩對于位置、空間極具敏感性，并以“位移”而伴隨對于自己年歲相應的敏感，具有一種記錄生活空間轉換中的詩意速度，并在年輕的記憶中顯示出反思的深度。《新廚師》等詩中呈現出年輕詩人自我反省的準確與深度，充滿生活的細節、幻象的激發與親密的記憶。

周瓚認為，李海鵬正處在創作力旺盛的階段，詩句的氣息都很綿長，句式比較沉穩，內在的節奏也很豐富。李海鵬寫詩的十幾年始終處在一種感性豐沛、精力和體力都比較旺盛，而且專注從容的狀態，詩歌呈現一種穩定感。李海鵬兼具詩人、批評家、譯者三重身份，因此極具寫作的自覺與詩歌理想，但需要注意的是，對這種自覺也需要反思。

張桃洲教授發言

 

張桃洲認為，李海鵬詩中的長句式中微妙的諷喻體現著“90年代”詩風的影響，對“90年代詩歌”資源進行了有意識的汲取。張桃洲高度評價李海鵬近幾年的詩歌寫作，尤其是《王獨清》，認為這組詩體現了李海鵬近幾年慢慢心智走向成熟、沉穩，并不斷豐厚的狀態。李海鵬近幾年的詩充滿時感，也體現了年輕一代詩人對復雜歷史資源、詩歌資源理解的深度與轉化的能力。

冷霜認為，李海鵬的已經形成清晰的個人風格，雖然修辭非常細密，但是詩中充滿實感和生活的經驗，而非修辭的空轉，可以看到技藝的錘煉帶來的表現上的力量，如《王獨清》等詩就是如此。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從日益穩定的風格中有所突破，這不是為新而新、為變而變的問題，不能僅僅留于語言和風格的表層，重要的是要在認識上有所拓展和深入，不僅僅是對詩歌的認識，更是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在熱烈地生活的同時，也要熱烈地認識。節奏的更新，風格的變化，根本上來自于認識上痛苦的蛻變和決斷。

張德明認為，李海鵬在90后里面是特別優秀的一位，他在智性寫作、身體書寫等方面表現非常突出，特別是在智性表達方面達到了比較高的境界。李海鵬的長句子與其說接近“90年代詩歌”，不如說更契合九零后、零零后年輕詩人們的語感。這一代詩人過早知道了詩是什么，可能反而會遮蔽某些問題，帶來寫作的危險，這是需要反思的問題。學院青椒的身份與壓力也會縮減李海鵬的詩歌寫作時間，學者與詩人之間的糾結也是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

張光昕副教授發言

 

張光昕回顧梳理了李海鵬從民大、人大、南京這十多年的人生“位移”與其詩歌寫作之間的互動關系，揭示了李海鵬“好學生”的主體性內核，以及詩歌數量較少背后的詩學意圖與自我要求。張光昕看重李海鵬近幾年詩作的價值，《王獨清》等詩作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詩歌節點，突破了張棗詩歌的巨大影響，告別了青春期憂郁的主體，降低了詩歌詞語的密度，從而裸露出青椒時代與當下時代真實的生存狀況與實感。此外，李海鵬近幾年在詩歌、學術與翻譯幾方面呈現更為豐富的互動狀態。

吳丹鳳認為，李海鵬的詩兼具有知性穿透力與情感感染力，往往以空間作為切入點。李海鵬詩中的空間既是文化旅游意義上的地理之所，也是身份認知上的審視之所。作為一個位移者，李海鵬的視覺并非浪漫主義式的將空間視為一種詩性的逃逸場所，而是如實地暴露出“與世界為鄰”的次元漂移與身體文化的錯位旅途。李海鵬的詩歌語言中存在殘缺、破碎、混搭的狀態，融入跨媒介的意識，呈現出將描述和解構雜糅的語體張力，體現出“90后”對世界的感知、對外部世界的觀測和表達。

余怒與李海鵬對與會批評家的評論表示了感謝，也進行了簡短的回應。宗仁發最后對研討會進行了總結。宗仁發認為，“中國當優秀詩人專題研討”活動已堅持了五屆，非常不容易。對所研討詩人的選擇，出發點非常純粹，也有嚴格的標準。與會批評家對發言與研討都極為重視、準備認真，討論質量非常高。這次研討的兩位詩人都極具代表性，余怒是一個特立獨行、獨樹一幟的優秀詩人，李海鵬是五屆研討會中惟一一位90后詩人，通過對這兩位詩人的研討也觸及了當代詩歌寫作中一些本質性問題。相信這個活動的影響會越來越大。

詩人余怒發言

詩人李海鵬發言

《作家》雜志主編宗仁發作會議總結

“中國當代優秀詩人專題研討”系列活動策劃者、詩人陳陟云

“中國當代優秀詩人專題研討”由詩人陳陟云創辦并策劃，從2020年至今已經舉辦五屆。活動始終圍繞著中國詩歌創作的當代性、先鋒精神以及具有經典文本寫作趨勢的詩歌創作等主題進行，對入選詩人作品展開多維度的深入研究。每屆研討經評定入選一至兩名當代詩人，此前四屆入選的詩人分別為馮晏（第一屆），西渡（第二屆），朱朱、啞石（第三屆），趙野、陳先發（第四屆），研討主題分別為“詞語無邊界”“詞語與經驗之間”“詞語構成的人”“詞語的重力場”。

與會詩人、評論家合影

 

來源：人人文學網

作者：人人文學網

https://www.renren.net.cn/beijing/article/renrenhao/detail-28155.html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